黄晓军，1981年至1987就读于中山大学医疗系，获得学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黄晓军校友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演讲（钟昊伦 摄）
尊敬的罗校长，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回到母校，感觉非常好!置身于散发着蓬勃生命气息的毕业典礼现场，我瞬间即被感染了：你们的兴奋，对未来的憧憬，甚至迷惘，还有挂在脸上的淡淡离别愁绪，都似曾相识，请允许我用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名来表达对你们的祝福：人类群星闪耀时！
今天作为学长的我，诚挚地祝福你们，同时也想告诫你们：在你们转身离开以后，扑面而来的烦恼将远远大于你们的快乐，失败和挫折会成为常态，伴随你们的努力和打拼过程，种种诱惑如影随形考验你们的人性。唯有理想主义的纯净能拥抱你们的灵魂，让你们回归心灵的平静，成就自由和丰富的自己。
3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与现在的你们一样，满怀着对生命的尊敬，对未来的憧憬，离开了母校，选择了常常会直面生死的血液病专业，开启了自己医师成长之路的航程。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的有效方法, 看到白血病病人通过移植获得新生，我体会到了做医师的价值。但是传统移植只能在配型完全相同的同胞之间进行，而同胞之间配型完全相同的机会却仅有25%，加上中国普遍实行是独生子女政策，供者来源困难, 建立骨髓库是当时解决替代供者办法之一，可是骨髓库里太低的配型相合概率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供者来源匮乏这一世界性难题，使刚刚获得一点成就感的我感受到挫折，对专业及个人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1993年意大利人采用体外去T细胞的技术尝试父母与子女之间单倍型移植，这无疑将为解决供者来源的提供了最佳途径。然而当我们重复后这一技术后并未获得很好的疗效，失败和挫折再次降临。
既然简单的体外去T不能实现单倍型成功的移植，那么能否不去T但改变细胞功能去实现呢？经过多个体外及动物研究，我领导的团队证明这是可能的。2001年，我用非体外去T技术给我的一个复发白血病病人尝试进行了单倍体移植，用了病人父亲的骨髓，命运之神眷顾了我，中国首例基于G-CSF机制的单倍型移植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获得成功。
当时大多数人不相信G-CSF可以诱导免疫耐受，我申请的研究基金未获资助；当我完成最初的临床的病例时，同行告诉我病例数太少，不能说明问题；当大量病例完成以后，西方人说此方法只适合中国人……
伴随着努力和打拼，挫折与失败总是与我们的成长与进步形影不离。
我承认，面对这种种的不如意，我也会有短暂的失落彷徨，但这从不影响我的前进。因为在我心底，一直有一个理想：做一个好医生，解决前人未解决的医学难题，让中国的医生声音能回响在世界最高科学水平的舞台。
十几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只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持续完善非体外去T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今天我可以很骄傲的告诉大家，我们建立的单倍型移植技术，已形成治疗白血病的完整体系---被国际同行称为“北京方案”。
如今，我担任所长所在的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倍型移植中心，单倍型移植的三年无病生存率为70%-80%，疗效等同于配型全合的移植; 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意大利、韩国等几十家海外中心都在应用“北京方案”，全球超过50%以上单倍型移植病例使用这一技术。我们用中国人的智慧，让全球血液病学专家相信：中国原创的单倍体移植是可行的、科学的,迎来了人人都有供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新时代！
同学们，让理想主义的纯净拥抱你们的灵魂吧。当时间过去，在你经历过似乎不停地要挑战和试图打败你的命运之后，你如果仍能保持今天内心纯真的激情和对人类善良的相信，你会发现，所有的物质的苦难和心灵的打击都是时间的礼物，你将成就自由和丰富的自己！
如果说，在和母校离别的时候还能再带走一项礼物的话，你们可以带走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浪漫情怀——他对国家和人民的理想主义。
最后，祝愿你们在离开母校多年以后，能无愧于母校的培养，我们的国家也因为你们理想主义的成长，而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