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节，你是怎么过的？
当很多大学生拖着行李箱回到父母身边时，他们却开始了另一段路程。他们是来自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六名普通大学生，在这个春节书写着不一样的感动。
他们各自陪同在珠三角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起踏上返乡的旅程：从网络抢票到火车、大巴，从城市到乡村，他们的足迹遍及河南、福建、安徽、陕西、重庆等地，真实体验着中国农民工的返乡路。他们不畏辛劳，充满热情，用微博、体验式报道的方式记录了这次“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之旅。
准备：九月磨一剑
2012年上半年，《大河报》资深调查记者朱长振在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驻校记者”。他曾连续11年陪农民工回家过年并发表相关报道。在院长胡舒立的建议下，朱长振于5月份组织成立体验式报道工作坊，由副院长张志安担任指导老师。该工作坊旨在通过陪同回家过年的形式，让大学生用同龄人的视角，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培养新闻采访技巧、提高实践操作能力的同时，也加深大学生对社会的认知。经过筛选，共有十名同学加入该工作坊，开始为这次报道做准备。其中，就有传播与设计学院的官建洪、李娜、张娜、杨艳芳、秦瑶、张瑛六名同学。
从2012年五月工作坊成立，到2013年春节前，这六名大学生足足为这次报道准备了九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不仅接受了技能培训，而且每人都确定一个年轻农民工作为长期跟踪采访的对象，结成了对子。他们在暑假期间进行了深入了解，认识年轻农民工的社会经历和心理状态。他们每人完成了一篇人物报道，为春节回家的体验式报道打下基础。
2012年11月22日，指导老师张志安带领工作坊成员到东莞实地调研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情况，锤炼成员的实战技巧。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保证他们正常学习的情况下完成的。参加工作坊的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为此牺牲了许多。期间两个非新闻专业的学生选择了退出。“确实很辛苦，很累，如果没有对新闻的热爱与理想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官建洪说。
启程：为“票”痴狂
即使团队里每个人都为这次报道做了充足准备，然而真正到了启程之时，还是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他们去一一克服。
如何说服家人就是一大难题。因为要陪农民工回家，所以他们不得不推迟回家的时间，甚至可能无法陪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秦瑶说，这是第一次跟爸爸闹别扭，第一次不能陪爷爷跨年。为了这份对新闻理想的执着与坚守，他们只能“委屈”家人。
春运期间，一票难求已是常态。而这张薄薄的车票，却是报道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来自福建南平的年轻民工李泽棋是官建洪的采访对象，他已经在广州打拼了八年。为避开拥挤的火车，他选择坐大巴回家。“过年前大巴从一天一辆变成两辆，虽然车费贵，但票好买，也不挤。”农民工李泽棋如是说。
在电脑前守了两天的张瑛，抢红了眼也没有帮采访对象买到2月6号回家的票，“他也不间断的拨打12306，始终打不进去。”不能再晚了呀，10号就过年了，张瑛心里非常着急，“我不知道怎么帮他”。“没事，我再想想办法吧。”张瑛采访的农民工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一刻，小姑娘心头一震，想起自己家里盖房子拿不出学费的时候爸爸最常说的也是这句话。张瑛感言，“当我还在等待被安排的生活时，他已经扛起自己的生活向前走了”。
“年前的票很难买，买两个人的更是难上加难。”大学生秦瑶说。为了买到她与采访对象万小瑜两人的火车票，她俩彼此交换了身份证号码，不停在电脑前刷票，经过两天苦战，终于订到了2月7号的车票。
归途：不止是辛苦
赶上春运大潮，回家的旅途注定不会舒坦。这些农民工的家乡一般离广州很远，长途奔波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杨艳芳陪的农民工是来自江西九江的杨秋月，他们坐的是火车硬座，整整十六个小时。“刚开始还很舒服，几个小时后就腰背酸痛了。”
张瑛则要乘坐24小时的硬座到河南渑池。在火车上，她所在的8号车厢厕所坏了。晚上9点，她“奋不顾身”奔向9号车厢去上厕所。一路上挤过去，她先后踩了四个人的脚，被十多人踩了脚，还被两个叔叔“托”着脚底传送了一段距离，最终到达目的地。然后，在门口排了57分钟的队才进入洗手间。等她折腾回自己的座位时，已经快要11点了。接下来的12个小时，她不再喝水。
如果说乘车时间长是一种煎熬，那么“换乘”则更大程度地挑战着回家人的耐性。农民工李泽棋的老家在福建闽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回家一趟最少要换车两次。”官建洪和他一起，首先坐车到邻近的一个县级市，转车到小县城，再次换车，到乡镇，之后徒步20分钟，才完成了这段艰辛的旅程。每次换乘耗时不少于1小时。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不仅仅要承受着路途上的疲劳，还要承担起“记录者”的职责。他们需要观察每一个细节，用心去体会整个归程。杨艳芳说，她在车上一直“紧盯”着采访对象杨秋月。与杨秋月交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小事她都要思考到底能不能写进报道里，神经绷得紧紧的。谈到这段经历时，大家都笑了。
陪同的过程也就是他们体验的过程，用心交流的过程。官建洪与采访对象李泽棋聊了很多，家庭、工作，无所不谈。官建洪回忆说：“当李泽棋指着我们所在的路说是他修的时，他脸上的自豪与欣慰深深感动了我。”
发稿：千锤万凿始出炉
经历了长途劳顿，回到家的他们来不及好好休息就要开始整理材料并开始写稿了。他们顶着时间的压力写稿，写完后还要进行多次修改。
写稿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意外，让所有人都捏了把冷汗。老师想联系张娜修改她的稿件时，竟发现打不通她的手机。张娜的稿子是要第一篇刊登的，所以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大家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联系她， QQ、电话、微博，能用上的都用上了。官建洪更是每隔半小时就打她手机，祈祷尽快联系上她。过了两天，才终于联系上。原来是张娜手机欠费了，没有及时充值。此时，截稿时期已迫在眉睫，张娜几乎是边哭边改的。所幸，最后稿子还是及时刊登了。
而张瑛、秦瑶、杨艳芳，则须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大改。当时每个人写的稿子都是突出回家路上的见闻，而《大河报》编辑部认为她们三个人的报道因为要在春节后刊登，所以要突出农民工过年的细节。她们只好删掉许多路途上的信息，更偏重记录农民工过年。
这些稿子，不仅凝聚了学生的心血。指导老师张志安在微博上如是说：“同学们先自己动手改几遍，我再来仔细改一遍，长振兄最后删减、改稿、熬夜精编版面到三四点。同学们多大二、三，新闻实践才起步，必须反复改才能上版，大家辛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更是在学生每篇报道后作出精辟的点评。于建嵘老师当时身处山区，通讯不便。他写文章和传送文章用的是手机，有次还因为信号不好半夜跑到山顶来传送。
不过，这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报。他们的体验式报道在《大河报》连续刊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包括《南方都市报》、《海峡导报》、《潇湘晨报》、《重庆时报》、《华商报》在内的多家国内知名媒体对该活动进行了报道，《南方都市报》更是两度报道其事。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更是用“好得很”来评价这些大学生的报道。
回首：更多的是思考
经历了这样一次独特而辛苦的体验式报道，他们付出许多，也收获许多。除了一路上的酸甜苦辣，他们也积极思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与新闻行业本身。
一路陪新生代农民工回家，“他们与他们”，更真切地了解彼此。李娜说，这次经历中遭遇的故事，让她更多懂得如何去深思这个时代中个体的命运和社会的冷暖。
“陪农民工回家过年，至少让我以后对拥挤交通破口大骂之前能想一想，我们身边一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拎着大包小包，他们奔上拥挤不堪的归途列车，因为他们一年才能一次。”大学生杨艳芳深有感触地说，“这一次大迁徙，是他们365天的希望。”
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后面，都是宏大的社会命题。通过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思考也更接地气。张娜说：“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了解他们，打开了我关注社会民生的一扇窗，让我可以立足大时代发展背景，从城乡差距看到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加快、户籍制度面临改革、农村耕地的消失等现象。”
“新闻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官建洪如是说。通过这次体验式报道，他们对于新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杨艳芳当初喜欢新闻，是因为觉得认识不同的人很有意思，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做好报道需要许多能力，能写的手、能跑的腿、还有能感动的心。她说得很坚定：“做新闻一点都不好玩，但是做新闻本来就不是闹着玩的。”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是央视一个走基层节目的宣传语。在采访过程中，官建洪说的最多就是这句话。这六名大学生，怀着坚定的新闻理想，以记录来促进社会不同人群的互相理解，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服务社会之路，收获满满的真情与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