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文章，承载千年文脉；一门学问，凝聚时代智慧。人文社科研究，既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情回望，也是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
本期《南粤学人说·名家访谈》走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吴承学，聆听他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学术故事。围绕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形成、发展与未来方向，吴承学教授分享了从“辨体与破体”到学科体系建构的探索历程，展现了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访谈嘉宾：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兼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体学、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岭南学。出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等专著。
采访嘉宾：李晓红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古文学与历史文化研究。
李晓红：吴老师好！受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托，今天想请您谈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这本书入选首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至今恰好15年，已经再版3次，而且接连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思勉原创奖等殊荣。您提出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成为文学类唯一入选的原创性理论。这一本著作堪称“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的代表作。回顾您开始写作时，文体学在国内还很少人注意。请问您是怎么走上中国文体学研究道路的？
吴承学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吴承学：在我所写的书中，《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是最幸运的一本。从最初的章节发表，到成书出版，一直得到学界同行和读者朋友们的支持鼓励。
我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导师是卢叔度先生，在他指导下写了题为《〈诗经·大雅〉中的周民族史诗》的学位论文。我那时对文体研究已经很感兴趣，但卢先生没有研究生招生名额，便听从他的建议，考到黄海章、邱世友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严羽〈沧浪诗话〉研究》。《沧浪诗话》的主题就是论“体”，不仅设有“诗体”专卷，其他卷也都贯穿辨体的思路，更触动我思考文体学在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优先性。1987年，我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运熙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先生也非常重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我在王先生的支持下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体学。
李晓红：王兆鹏先生曾说过，您开始研究文体学时，文体学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边角余料。您执着于文体学领域，对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考量吗？
吴承学：我开始研究，是从“辨体与破体”入手的。当时学界关于文体的认识主要立足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那样的“纯文学”四分法。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章文体内涵要复杂得多。
作为文体学术语的“辨体”，应该说是晚出的词汇。早期学者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是用“区判文体”来指称辨体实践的，“区判”一词就很好表明区别分辨中含有价值评判。古人区判文体的实践，反映出古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文体价值谱系。
我的文章考察古人对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现象的区判，发现结论大体是肯定以诗为词、以古入律、以文为诗，轻视以词为诗、以律入古、以诗为文。其基本逻辑，一是源于政治、礼乐制度的文体价值高于休闲娱乐的文体，如诏令、章表等行政公文的地位要高于词曲、小说；二是源头性的古老文体地位高于派生性的新近文体，以古为正、为高、为雅，以新为变、为卑、为俗，写作近体诗可以参借古体的表达，而写作古体诗却不宜参借近体。这就是中国本土文体价值谱系观念的特色。
李晓红：“区判文体”这样的说法，我们专门读《南齐书》的人也不一定注意到，您却能从中看出辨体与价值尊卑的关联。请问您是如何获得这种独特的学术视角的？
吴承学：我这方面的眼光受到钱锺书先生的启发。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说：“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这启发我注意中国古代这种区判文体、辨其尊卑、追求“得体”表达的文体学，它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
我在书中也提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古代，那些运用场合与对象越神圣与尊贵的实用文体，也越讲究语言形式典雅之美，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然一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把小说、戏曲等原先地位卑微的文体当作纯正、重要的文学文体，是一种现代人的纯文学观念，这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语境差异甚大。
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文体学，较早意识到以“纯文学”文体观念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并不实事求是，选择从中国文学原始语境发现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理论话语，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鼓励支持。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归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文学本体学术趋势的见证，我的研究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书主要得益于这个时代学术风气，而不是个人的先知先觉。
李晓红：您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199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其中已有“辨体与破体”“破体通例”“体与性”等文体学关键内容，但书名题为“风格学”，从风格学到文体学，这其中的关联与区别是什么？
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是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我研究专门之学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末，我选择从“风格”入手，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在中西文论对话的语境中，探索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特质。那时“风格学”是一个更容易与西方文论接榫的概念，也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1982年，王元化先生摘译德国文论并编成《文学风格论》，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詹锳先生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我用“风格学”为题，带有当时学术环境色彩。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意识到：在中国，“风格”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更复杂的东西，那就是“文体”。打个比方：欣赏一首乐曲，风格是它的韵味，是它带给你的整体感受；而文体，则是这首乐曲的调式、曲式和演奏规范。没有后者，前者无从附丽。同样，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任何“风格”都是在特定的“文体”规范中生成的。例如，大家觉得李白诗豪放飘逸，就与他的传世作品多是体式较自由的歌行有关，如果他的传世作品多是律诗，可能就不一定豪放飘逸了。
我在《风格学》中讨论“辨体与破体”“破体通例”，已经触及文体学的核心命题。中国古代文论中“体”的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指“风格”，更是与礼乐制度、政治运作、社会生活水乳交融的“文化综合体”。古人用“体”字来指称文章，本身就蕴含着“以人体喻文体”的生命意识，这与西方意义上的“风格”（style）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该书完成之后，我逐渐转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系统研究。
李晓红：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出版之前，您先出版了《晚明小品研究》（1998）、《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0），为何没有直接推出“文体学研究”？
吴承学：这主要是积累之需。文体学要成为“学”，不能靠空谈，必须有扎实的个案研究作为支撑。《晚明小品研究》是小切口的文体个案研究，从中可体验文体与时代、文体与心态的丰富联系。晚明小品的兴盛与晚明文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紧密相连。研究它，让我真切体会到文体不仅仅是形式，而是有内涵、有温度的，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情感与趣味。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对先人创造的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进行全面的“田野考古”。我重点选择盟誓、谣谶、策问、判文这些在古代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但现代以来长期被“纯文学”视野忽视的文体，进行深入清理与研讨。傅璇琮先生给该书赠序时写道：“作为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有科学规范，另一方面更要有重点突破的创新意识。以古代文体学而论，面对从先秦至近代三四千年间几十种、上百种的文体，要一个个排着队来评述，谈何容易，这也是古代文体学面临的一个客观难题。但我们可以作主观突破，这就是本书的一种创新精神，即先不作系统的概论，而是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涵义的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对当前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我们不要先做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这样难免重复、浅层；先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个点，作精细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讨，这就能使这一学科成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具有众多坚实实验室的科学园区。”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指出文体学研究的向上一路。
李晓红：据我所知，这两部书都叫好又叫座，《晚明小品研究》已两次再版，还多次出版其简写本、改写本。《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迄今已再版四次，学术影响也很大。近30年来，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从冷门变成热门，与您的引领有密切关系。您又去挖掘建构文体学理论体系，是不是离开坦途另选了一座需要更艰辛攀登的山峰？
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好比是研究一种特别美丽的树叶，《文体形态研究》是收集、描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树叶，虽然很有成就感。但我希望再看看整棵大树，整个树林，了解它们的根源，树林的生态系统。写作《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是不满足只说“这片叶子长得如何”，还想解释叶子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树的结构是怎样的，它和周围的环境是怎么相互作用的。总而言之，就是要了解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底层逻辑。
这条路走起来确实更难一些，可能书也相对难读，因为里面需要反复琢磨的概念和框架变多了。作者不再是那个带您逛园林、指给您看每一处景致的导游，而是尝试画出园林的营造法式图，分析它的布局原理、山水章法。这张图，对大多数游客来说，肯定没有直接游园那么有趣。但对于那些想真正理解这座园林，乃至亲自动手设计园林的人来说，它可能更为重要。
所以，与其说我写《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是“离开坦途”，不如说我是被问题推着走向更高远的领域。这条山路自然不容易，但若能攀登上去，所观的风景也就不一样了。杜甫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于学者来说，这也是一种不断进取的激励。
李晓红：从2000年到2011年，您经过11年打磨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经问世便获奖频频，成为2024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您认为该书最具有原创性的地方在哪里？
吴承学：11年听起来很长，但书的思考、撰写时间比这长多了。比如，书中《江山之助》这章，就写于20世纪80年代，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认为该书价值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确立文体学的学科定位。2005年我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首次提出“文体学学科”概念，认为应该给予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的、有体系的研究，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体系。这部书就是践行这一宏愿的结晶之一。
第二，努力构建文体学的理论体系。书中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核心概念、基本范畴、理论命题等进行系统阐述。比如“破体为文”命题，我在《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有所涉及，但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进一步阐述其中反映出古人的文体价值谱系。
第三，开拓研究中国文体学的方法。传统的文体学研究主要遵循刘勰《文心雕龙》“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范式，我在书中提出当代学者要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需要在赓续传统基础上有新的开拓，提出“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具有现代学术史意义的方法论。
第四，回应时代的学术需求。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正在进行深刻的反思。一方面，我们需要吸收外来的优秀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文体学是最具本土特色的学术领域之一。中国文体学的核心精神，便是追求“得体”，古人作文讲“得体”，做人、做事也都讲“得体”，可以说古代文体学不仅仅是一门学问，它的核心精神已渗透到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文体学的精神也是传统文化的部分精髓。这种精神，超出了文章的范围，融进了中国文化的普遍观念与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精神，不但适合古代中国，也适合现代中国。不但适合中国人，也可能具有某种文化的普适性。所以，中国文体学的精神与理念，具有超出文体学与一般学问的价值。
李晓红：《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初版时，我就听到大家说，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以往人们提到俞平伯，会立即想到“红学”；提到游国恩，会立即想到楚辞学；提到王运熙，会立即想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今天学界提到吴承学教授，也会立即想到中国古代文体学。5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出版后，郭英德老师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这套大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标树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丰满健硕的身躯。”请问您主编这套大书，是有意要致敬王运熙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吗？
吴承学：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研究生时，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正在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套巨著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经典。我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学术追求，是和《通史》一脉相承的，就是摆脱简单套用外来理论的惯性，回到中国文化的母体里，把自身传统认清楚、说明白。所以，从学术精神和问题意识上，我是在“接着讲”先生们开启的、回归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宏大事业。当然，“接着讲”不是重复讲，而是要在继承中寻找新的路径。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它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文体学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描绘中国古代文体学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体历程，描述不同于西方“文学”概念框架下的文体学史，呈现中国本土独特的知识、观念与思想体系。
吴承学主编《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李晓红：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和5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出版后，您觉得文体学还可以如何“接着讲”？
吴承学：我在中华书局增订本《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提出应追寻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向上一路：一是基于文献，察诸语境，由此可以拓展出文体史源学方面的研究。二是考之制度，证以实物，由此可以拓展出历史文化文体学、超越纸文本的文体学、文体与图像等领域。三是跨越学科，佐以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国文体学具有“广谱”性质。文体学不仅仅属于文学领域，凡是有文本存在的，必定有一定的形制，有“文”者必有“体”。文学之外，经学、史学、宗教学甚至科技文献皆有其体，各学科的思维与文体也存在复杂关联。四是本土情怀，国际视野，可以拓展汉文化圈文体学方面的研究。
李晓红：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吴承学：2026年将有几本书要出版，一是与刘湘兰教授合作的《文体举要》，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二是《有意味的形式—从文体发现中国文化》，该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立项。三是教育部原创教材《中国古代文体学讲义》，该教材是我和刘湘兰、李晓红、李冠兰、赵宏祥教授共同编写的，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还有一个较大的长期计划，就是近年内要完成“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的工作。其实，这项工作已进行许多年，现在应该是“收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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