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名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热映，在让无数人感动落泪的同时，也让“侨批”这个词进入了大众视野。银幕上那一封封泛黄的信件、一笔笔饱含深情的汇款，将百年前华侨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结娓娓道来。朋友圈里有人在讨论剧中人物的真挚情义，有人感叹那段先辈下南洋打拼的历史，而我心中自然涌起的，却是十多年前一段“侨批”申遗工作的记忆。
那是2013年4月，我有幸以同传译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国“侨批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相关工作。初时，我对侨批的了解还停留在表面——无非是“华侨寄回家乡的信和钱”罢了。直到真正走进这个领域，翻阅那些泛黄的史料，聆听专家们的讲述，我才逐渐明白，一纸薄薄的信笺承载着怎样的分量。
侨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数以百万计的华侨华人从广东、福建等地远赴东南亚、美洲、大洋洲谋生，他们将血汗钱和家书源源不断地寄回故土。广东省现藏有约15万件侨批，福建省亦有1万余件，总计16万余件的侨批档案，记录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移民浪潮中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2007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潮汕地区的省人大代表提出“潮汕侨批申报世界文献遗产建议案”，申遗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关部门和专家通力合作，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先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再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最终冲击《世界记忆名录》。2010年2月，“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上，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经过专家推荐并投票，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最后的冲刺，指向2013年将在韩国召开的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
侨批申遗研讨会现场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我接到了参与“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同传工作的任务。这场由国家档案局、广东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研讨会定于2013年4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是“侨批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临门一脚”，规格之高、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我至今记得为了准备这次同传工作，我走进广东省档案馆，第一次见到馆藏侨批原件时的震撼。有的字迹工整秀丽，有的潦草仓促，但每一封都透着一种朴素而炽热的情感。“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吾儿见字如面……”那一句句看似程式化的书信体开头后，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是对家人的牵挂叮咛、是在异国他乡的艰辛打拼。更让我动容的，是侨批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马来西亚华侨吴镜明在 1937 年的信中告诉家人，虽然日军封锁沿海，但只要军民合作，最后胜利必属中国。1939 年，美国华侨陈钦在信中写道，“尽管身处异国，仍坚信中国必胜，期盼民族复兴。”纸短情长，这些朴素的文字，蕴含着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和凛然大义，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说过：“徽州留下有特殊价值的契据、契约，而潮州可与之媲美的是侨批，这种价值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这句话，后来也出现在申遗文本中，成为阐述侨批价值的重要注脚。
2013年4月18日，我抵达北京，入住民族饭店。会务组设在709和747房间，工作人员忙碌而有序地分发资料、核对名单。我领到了一份厚厚的会议手册和请柬，上面赫然写着：人民大会堂四层河南厅。
第二天清晨6点30分，民族饭店一层的磨坊咖啡厅已经热闹起来。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媒体记者，操着各种语言低声交谈。7点50分，大巴准时出发，朝着庄严宏伟的人民大会堂驶去。
河南厅内，灯光璀璨。上午9时，研讨会开幕。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福建省副省长李红先后致辞。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官员安卓（Andrea Cairola）和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瑞·埃德蒙森（Ray Edmondson）也发表了讲话。身在同传间里，我透过玻璃看着主席台上的人影，耳朵里听到的发言原声，嘴里译出的每一个词都必须精准。
同声传译的挑战，在这次会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术语问题。“侨批”和“银信”怎么译？申遗文本中确定的官方译名是“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但实际交流中，这个表述太长，同传时更是很难与中文简洁的词汇同步产出。我们在会前反复讨论，最后确定根据不同语境灵活处理——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续可用“Qiaopi”“Yinxin”或“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letters”指代。其次是文化负载词的转换。一位中国专家在发言中提到“家书抵万金”，这句出自杜甫《春望》的诗句，字面翻译问题不大，让外国听众理解背后的文化意涵则颇为不易。我译成了“A letter from home is a priceless treasure”，并稍作解释——在中国文化中，战乱年代收到家人来信的珍贵，是任何财富都无法衡量的。从现场专家们微微点头来看，这个处理是得当的。
最考验功力的是自由发言和讨论环节。会议在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小时开放讨论时间。中外专家你一言我一语，思维碰撞激烈。有的人语速极快，有的带着浓重的口音，有的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作为译员，必须在一瞬间完成听辨、理解、重组、表达的全过程，同时保持镇定从容。一个小时下来，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手心全是汗。但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时刻。茶歇时，一位外国专家走过来对我说：“Your interpretation made the Qiaopi stories come alive for me.” 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会议现场同传工作中
会议结束后不久，好消息传来——2013年5月，在韩国召开的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上，“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继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后的最终胜利。历经六年努力，侨批终于获得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
如今，电影《阿嬷的情书》让侨批文化再次走进大众视野。看着社会上的热烈讨论，我不禁感慨：侨批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研究近代华侨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邮政史的第一手文献，更在于它是千百万华侨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情感联结的物证。那种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的深情，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能读懂的语言，也是当下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信。
谈到侨批研究，也不能不提中山大学。在申遗文本和会议发言人中，中大学人的身影频频出现。记得在当时的申遗会议上，时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教授作了题为《侨批与亚太区域网络：从批局・邮政・汇兑看》的主题报告，从批局、邮政、汇兑的角度剖析侨批在亚太区域网络中的枢纽作用。从早期的民俗学、语言学调查，到如今的华侨史、国际移民史研究，中大学人在中华文化传播方面，向来走在学术前沿。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侨批从民间收藏到申遗成功，从区域性文献遗产到全人类共同记忆，每一步都离不开精准、得体的跨文化传播。术语的统一、文化的阐释、情感的表达，每一个细节都关乎中国故事能否被世界听懂。作为一名中大外语人，回忆起曾经参与的侨批申遗工作，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对外传播，翻译不可或缺。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宏伟战略中，“江海万里”，我们大有可为，奋发正当其时！
（作者詹成系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