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面抗战的1938年至1945年期间，为保全华南乃至国家文脉，中山大学先后转徙广西龙州、云南澂江、广东坪石、梅县等地，颠沛流离, 烽火逆行，坚持办学，弦歌不辍。近四年来，在学校文化传承专项（文化建设）、历史学系、档案馆及孙中山基金会的联合支持下，我校历史学系师生沿着当年的迁徙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以田野调查、文献搜集及口述访谈等方式挖掘、抢救大批资料，填补了校史研究的空缺。这些考察展示了近代域外高等教育教育中国化、在地化的过程，既是中山大学校史研究成果，追寻红色足迹的教育体验，也有力地推动了由广东省政府主导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的建设。
本系列文章按照办学的时空先后，包括广州、广西、云南、粤北坪石、粤东梅州、潮汕等部分，在历史学系党委书记龙波老师关怀下，得到曹天忠教授、赵立彬教授、李欣荣副教授等人的精心指导，由历史学系博硕士研究生胡锐颖、梁倩影、肖胜文、谢明杏、钟文静等执笔完成，通过抗战史、高校史与革命史三个维度，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田野中的中山大学抗战迁移历史图景。
“我们澂江人民不会忘记中山大学”
云南寻迹之行的一重要用意即是走出前期编年史料工作所营造的文本世界，用双脚实地考察，以此丈量出历史与现实衔接的距离。充分利用田野考察，强调 “看、找、听、走”四字诀的奥义，加深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体会历史的深度，拓宽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
在考察澂江各院系旧址期间，工作组及摄制团队对著名民族学家江应樑教授之子江晓林、澂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旭辉、中大西迁文史研究者解天荣、刘奇、刘小鹏等进行口述访谈。
解天荣先生接受访谈（来源：历史学系）
长期致力于抗战时期中大内迁史研究的解天荣出身于澂江教育世家，中山大学迁澂期间，其伯父解德厚、其父解德骥等人与师生们关系密切。解天荣在访谈时从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大师生对当地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略言之：①改善当地医疗卫生，建立公厕，打扫卫生。医学院成立门诊部，先后实施了剖腹产及甲状腺肿瘤切除两场轰动一时的手术。②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培植水稻。③改进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大学子经常举行巡回演讲，在城隍庙表演话剧等，推动当地人向新观念转变。④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对当地影响深远。除了培养师范类学生之外，还有学生直接到中小学授课，改良教育，提升生源质量。随后，他还赠送了新出版的《中山大学在澂江》一书。
医学院在澂江县曾经进行过一场轰动一时的甲状腺肿瘤切除手术。在口述访谈中，澂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旭辉告诉我们，患者即是他的奶奶。其父是澂江“小西城垦植合作社”的创始人李树华先生，当时积极动员自己的母亲接受医学院教授的手术，成功解除了缠绕多年的病痛。1936年，李树华创办了一所生产资料公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综合性农业合作社,即小西城合作社。《新华日报》曾经对这一创新生产方式进行报道，史学家吴晗、社会活动家楚图南、社会学家费孝通、经济学家赵迺抟及学生张友仁等人也前来参观访问。李树华与中大师生还有着更深的渊源，师生们对合作社进行详细考察之后，出版了《小西城》一书。有几位中大教授借住在李树华的家里,他更是慷慨任由中大师生翻阅借查家中珍藏的大量善本古籍。
小西城合作社旧址（来源：历史学系）
江应樑教授之子江晓林教授专程从德宏赶来接受摄制组的口述访谈，并随身带来珍藏多年的许多珍贵照片、文章、论著，其中最为令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江应樑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工作时的聘书。聘书清楚记载着：1939年6月30日，江应樑应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任讲师兼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员。该聘书历经80年依然保存良好，殊为珍贵。据说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应樑傣族博物馆还保存着江应樑先生的大量日记、手稿、资料及照片。
江晓林教授在介绍珍藏的文献资料（来源：历史学系）
整个口述访谈进行了将近三个半小时，江晓林教授从其父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学习、工作，谈到受命重返云南考察边疆问题的丰富经历，再到江应樑教授的治学与人生。江晓林教授表示，“父亲对中大感情很深，他报考中大研究院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据《江应樑传》描述：
“1936年，中山大学研究院招生，江应樑写了《研究西南民族计划》一文参加报考。这年夏天，他被研究院录取，与他同时被人类学组录取的还有王兴瑞，他俩是中山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组的第一届研究生，指导教师是朱谦之、杨成志两位教授。” [1]
“父亲能够入读中大研究院并不仅仅是因为通过了入学考试，更是因为他的文章与研究为教授们所青睐。”就读期间，江应樑不仅积极参与广东瑶山、海南黎苗考察，还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体现出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1938年9月，江应樑从中大研究院毕业后，被聘为历史系讲师，讲授“中国民族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门课程。 [2]获得庚款补助后，他在国立中山大学与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奔赴云南继续深入研究傣族问题。是年底，中大西迁至澂江，江应樑先后为理学院、法学院讲授“中国通史”。“这是师生们‘一起做学问，一起做田野’的难忘岁月”，江晓林如是说。
学校回迁广东以后，江应樑滞留西南边疆，在学校安排下前往重庆授课，并进入大凉山深度调查彝族。不久，他回到昆明，却因战争原因与学校失联，虽然并没有正式辞职，但在中大工作的经历从此戛然而止。
江应樑一生经历颇为曲折，幼年师从月溪法师，先后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研究院读书，长期进入少数民族区域考察，治学与为人颇为真诚严谨。江晓林回忆说，“父亲对同事、学生，都讲究一个字，那便是‘真’。他从来不说人情话，也不借自己身份为学生求情。”他心目中的父亲“严谨而温和”“父亲很少对孩子表达他个人的希望，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成为孩子榜样。”
在访谈中，我们深切感受到江应樑命运多舛，人生跌宕。但他一生从未放弃学术追求，更是以坚韧心志及行动贯彻始终，为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沥尽一生心血。这次访谈让我们了解到一位更为立体而丰满的真性情学者，使我们对其人格魅力心怀敬意。其子江晓林在访谈过程中，每每话至真情处，眼角不经意泛起泪花，声音几度哽咽，令人为之动容。
古稀之年的刘奇老人在接受访谈时，忆起避难至此的师生们对当地人而言可谓“大开眼界”。他即席赋诗抒怀，“澂江偏僻文化浅，协助办学万民赞。”而后在我们挥手告别众人时，走路颤巍的他更是紧握着大家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澂江人民不会忘记中山大学。”
刘奇老人在访谈中（来源：历史学系）
连日来的口述访谈，数位不同身份的亲历者讲述着其历史记忆，将这些“口述史”与文本内容互相结合进行解读，让我们心存敬意，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大西迁史。同时，通过口述访谈，透过亲历者的历史记忆，我们尝试回到历史现场，与历史人物拉近距离，似与故人同游，感受其中的温情，为其所触动。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史料”
搜集中大西迁文献史料是工作组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云南考察期间，大家积极利用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等馆藏资源，“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史料。”
4月15日上午，工作组在云南省图书馆查阅到《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杨成志编)、《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著）、《思普治边开发方案》（江应樑编）、《粤北乳源傜人调查报告》（江应樑编著）、《征夫杂录》（古直著）、《澄庐诗集》（邹鲁）、《澂江县地志资料清册》（吴崇基）、《中山公论》等珍藏。同时，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到一批中山大学西迁的档案史料，内容极为丰富。
查阅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来源：历史学系）
当日下午，工作组在云南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副主任李春雷、古籍部主任杜宇芳的协助下，发现《工作一年》（国立中大战地服务团，1939年）、澂江《大同》《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中大战报》《中大红旗》以及江应樑、王兴瑞等的著作及期刊。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所副主任雷文彬还赠送了《旧闻新编：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上中下）及《云南大学校史简明读本》等资料。
访问澂江县图书馆（来源：历史学系）
在澂江期间，县委史志办主任李玉华赠阅了《澂江县党史资料》第一册，《中国共产党澂江历史》第一卷及《澂江县志》未刊稿，澂江县综合档案馆馆长张芳芳调阅出十数份中大与澂江来往文件，澂江图书馆馆长崔月涛为工作组点阅古籍部书刊，并赠送了《中山大学澂江忆旧》（杨应康著）等书籍，工作组在文史资料及党史资料、文化志中发现了不少中山大学迁澂文献记载。
敬意与温情：云南寻迹与追忆之行
为期一周的云南之行，工作组一行在昆明、澂江进行田野考察，寻读碑文走访旧址；对专家及当地人民进行口述访谈，了解他们的历史记忆；辗转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史志办、校史馆、展览馆……尽力搜集相关文献史料；走访校友企业，参加座谈会。此外，还参观了西南联大旧址纪念馆、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滇西抗战纪念碑、唐继尧墓、云南省博物馆、海源寺及灵源别墅龙云公馆等地，在历史时空的轮换中怀着敬意追忆过去。一路西行，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招待，切身体会到了人文温情。
访问龙云公馆旧址（来源：历史学系）
我们必须踏上过去的中大西迁路，追寻前辈留下的深浅不一的足印，亲眼看看那些曾经的“中大办学旧址”，在“中大人”曾经学习与生活的每一处寻迹。有了亲身的体悟，我们才能看到中大医学院旧址无声无息地围裹在高厦之间，见证正在消逝着的历史，才能更明白保存历史的迫切所在及内在的重要意义。
我们也必须踏上中大西迁路，搜集查阅当地相关的史料文献，捕捉更多的记载文字，兼合口述访谈及实地考察所获，尽可能地在消逝间超越时空，以更充分的史料丰满重构中大西迁史。云南寻迹与追忆之行，我们始终以敬意与温情贯彻其中，怀着对中大人坚韧笃行的敬意，感受着当地浓浓的人文温情。
[1] 江晓林：《江应樑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2] 江晓林：《江应樑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文稿终审：历史系 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