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第九届师德主题征文及微视频征集活动中，中山大学师生踊跃参与投稿的一批优秀征文，让我们看到许多“自觉爱国守法、潜心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形象，生命科学学院伦照荣教授创作的《亦师，亦友——纪念江静波教授诞辰一百周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当年江静波教授是著名的生科院四大才子之一，伦照荣教授带我们重温了那群人民科学家的风采。该文也荣获广东省第九届师德主题征文一等奖。
（节选）
200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这一年使我终生难忘的却是九月，师从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先生——江静波教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因病辞世，永远地离开了曾奋斗终身的世界！我，痛失了恩师！
噩耗传来，我怀着悲伤的心情从加拿大Saskatoon 赶去美国的佛罗里达。追悼会上，我们追忆了先生的一生：他的坚毅、睿智、敬业、才华、风范、为人……在先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海仍经常浮现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生前的教导刻骨铭心，与先生一起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
也是在2002年，十一月，我告别了居住在Saskatoon 的妻子和女儿，带着四岁多的儿子司杰回到了江先生昔日曾经奋斗并展现出卓越才华的地方——广州中山大学，继续在先生为之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领域——寄生虫学进行教学和研究。
1985 年1 月，江静波教授带领梁东昇、廖家遗、伦照荣、李逸明和陈茵茵参加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中国动物学会全国寄生虫学学术研讨会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时，与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右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的唐崇惕教授）。
选择寄生虫学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并不是我一时冲动所为。因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仍是众多致命寄生虫病的流行大国，其中血吸虫病、疟疾等为害甚烈，患病人数数以百万计。江先生当时是疟原虫（引起疟疾的病原体）研究的权威人士，首次发现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Plasmodium vivax multinucleatum），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尊重和关注。先生的导师，著名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不但首次发现了人兽共患线虫——广州管圆线虫（Angiotrongylus cantonensis），而且是我国血吸虫防控的国宝级人物，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省血吸虫病的消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陈心陶教授和江静波教授研究内容所吸引，是我投身寄生虫学研究的原动力。
我是个幸运儿，1977年搭上了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车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动物学。在读大三（1979年）的上学期，国家因急需发展研究生教育，出台了新政策，允许在读的大三学生参加研究生考试。由于当时生物学系在读学生报考研究生人数很多，系主任张宏达教授安排了预试（英文翻译），结果淘汰了大部分报考同学，而我成为了生物学系七六级考生中唯一考取研究生的在读本科生（1976年因领袖逝世，全国大专招生停止半年，我们是1977年3月才入学的），也成为许多生物学系老师如庞义、黄学林、周世宁、杨平均、关永全、吴伟雄和陈润政等老师的研究生同学。那年暑假前，我得知被生物学系录取为江静波教授的研究生，看到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眼光，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那年暑假期间，在老家广东高要永安新围乡（现属肇庆鼎湖区），我专门到稻田水沟中抓了不少中国水蛇和铅色水蛇，并在它们的血液中发现大量锥虫，随后在江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将它们定为锥虫新种，并分别在1985年1月和4月发表在《动物分类学报》，这是后话了。
刚成为江静波教授的研究生时，学习的过程对我来说非常艰难。1979年9月入学后，先生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求我将Julius P. Kreier主编的1977年由Academic Press出版的Parasitic Protozoa（寄生原虫）I到IV本，特别是第三本（主要内容是孢子虫）通读并充分了解。这对一个学习英文不足三年时间的我来说，绝对是个巨大的压力。要知道，这四本书的内容是当时全球从事寄生原虫领域的顶尖学者撰写的，从变形虫、鞭毛虫、纤毛虫到孢子虫的形态、电镜、分类、生活史、宿主特异性、致病性、流行病、治疗和生化等，应有尽有。正是先生给了我这个任务，成就了我日后在寄生原虫国际学术交流中畅通无阻的本领（可惜，我的学生中至今无人乐意通读这套书的第二版）。也由于我全面阅读过《寄生原虫》这四本原著，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与来访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动物学系系主任Shewin S. Desser 教授（他日后成为我博士后导师）、英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E.U.Canning教授、R.S.Bray 和R.E.Siden 博士的交流中才有了一致的话题，他们也对我这个学生能有如此全面的寄生原虫学知识感到十分的惊讶。
江先生布置的第二个任务属技术性任务，要求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其中一个任务——大变形虫的分离、培养和标本制作非常考人智慧了。如何真实地在标本中展示出变形虫流动多变的自然形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制作一张理想的变形虫标本，必须要在其生活状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固定，但是，这小小肉肉的家伙一遇到如温度，酸碱度或震动等环境的变化，瞬间会收缩成团，暂时失去其伪足伸展的自然状态，无法得到其庐山真面目。屡试屡败的感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滋味。要不是教研室陈如作教授的提醒，我这一任务恐怕无法按时完成。原来，想让变形虫虫体固定时仍保持原样，需用“冷水煮青蛙”的独门秘诀。在体视显微镜下，看着那些小虫虫，慢慢地加入麻醉剂，让其在不知不觉中被麻醉，然后再进行深度固定。看来，任何工作要获得先生的首肯，绝不是件可以敷衍了事的活儿。呈交任务时，先生很是满意。后来在与先生出差的旅途交谈中才知道，他当陈心陶教授的研究生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当我向先生请求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时，他再次明确地告诉我，只要是寄生原虫，什么都可以。经过大量阅读国内外的文献，发现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包括我国南方多个省份）都有流行的伊氏锥虫（Trypanosoma evansi）是个不错的研究对象。我将研究计划与先生商量，他很赞同，并希望我在这一领域好好努力，有所建树。事实上，江先生也曾接触过伊氏锥虫。据先生说，解放初期，由于南下的解放军有大量军马急性死亡，他被请去找原因，结果在叮咬马匹的厩蝇中发现了锥虫，也在马血中找到大量的锥虫，证明军马死亡是由于锥虫感染引起的。后来经过综合防治，军马死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得到先生的鼓励，八零年五月我正式开展对非洲锥虫的研究。这一做，动物锥虫便成为我终生的研究方向。
1989 年底， 伦照荣在博士论文答辩后与答辩委员一起在原寄生虫学研究室门前留影。（从左到右：蔡尚达教授、江静波教授、陈淑玉教授、徐秉锟教授、廖翔华教授、陈如作教授、伦照荣）
作为江先生的弟子，我对自己始终秉承先生意愿，没有脱离恩师的研究方向感到自豪，更没有辜负入学时先生对我的期望，在寄生原虫特别是锥虫和弓形虫研究上获得了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
自1979年9月入江先生的门下到1990年5月离开中山大学去瑞士巴塞尔的瑞士热带医学研究所（Swiss Tropical Institute, Basel）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十多年里，我曾多次随先生出差，旅途中，先生与我无话不谈，我们也经历了不少趣事，更使我了解先生的做人准则和对事业的追求精神。
1984年的深秋，我陪同先生经上海出差南京，由于列车晚点（当时列车正点经常被笑为不正常），原本晚上7点半应该到站，结果凌晨一点多才到；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徐麟鹤教授派来接车的人由于列车晚点太久，没能等到我们；我们也不敢打扰徐教授，因为我们不确定徐教授是否为我们预订了住房，于是直接打车到了当时上海最有名的酒店——- 锦江饭店求宿。先生的打扮俨然如从海外回国探亲的华侨，挺直的西装，领带，时尚的皮鞋，外加围巾和一顶绒帽，还有那副金色框架的眼镜，没有人相信他是国内高校的教授。出租车司机顺利地把我们带到了酒店，下车后服务员热情地帮我们将行李带到前台准备办理入住手续。可没想到，这是一间涉外酒店，只给持外国护照的客人入住。当前台服务员礼貌地要求我们出示护照的时候，我们如实而告，并请他们通融。但是，那时的上海还没有真正的开放，规矩严明，国人绝不可能入住涉外酒店的，所以任凭我对服务员说，我们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老师，这位是江静波教授，归国华侨，因列车晚点，想在酒店住一个晚上，江先生也彬彬有礼地向服务员解释列车晚点的原因，都无济于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怕先生太累，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再打车去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招待所，碰碰运气，看看那里有没有房间。嗨，原来徐教授早在招待所帮我们预定好了房间！
江先生的好客在中大校内是出了名的。从学生到同事，从护士到医生，从画家到文学家，从国内同行到国际友人，从文学家到社会活动家，从日常的交谈到学术的交流，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先生独特的人生过程。先生曾跟我们讲，他从小好爱文学，而且记性极好，加上他自己勤奋努力，所以高中毕业就在南洋日报找到份好差事。他的患难同学徐秉锟教授经常说，静波入错行了，他应该念文科。我个人认为，如果先生转行书法，他会成为一代书法大咖。他为老家福建永定围屋正门书写的对联“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德孙谋读与耕”和横批“承启楼”，字字结构严谨，运笔苍劲有力，可作佳佐。
一个有才华的学者，文学的功底对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江先生编写的《无脊椎动物学》一书，自出版以来，长期深受读者的称赞。书中严谨的结构，优美的文字和简洁的语言，图文并茂，令人爱不释手，当之无愧成为了国家级的优秀教材。江先生讲授“无脊椎动物学”时，除了几张写上摘要的卡片外，粉笔和挂图是他主要的教学工具。先生优雅的风度和绅士般的衣着，是中山大学当时校园师生的热点话题。
在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借用徐秉锟教授曾经对江先生所做的评价来总结江先生不平凡的一生：“当他快乐的时候，比三岁小孩天真。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比君子更严肃。他怕听见人哭的声音、呻吟的声音，更怕看到死人的脸孔。平时又怕看见血，当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请他牺牲一滴血，他就会逃避千里。然而当他得到一只伤鸟时，为着要解剖起见，他就忘了他自己的怕血，当场以手当快刀，撕开鸟腹，反复检验鸟的各部，染得十指血红。好学之精神，于此看见。
他不愿意别人因他难过，也避免自己为别人痛苦，又能反抗外来的压力，在荆棘中找路。”
是的，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在荆棘中不断成长，在骇浪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我的恩师、我的同事，江静波先生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