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校庆90周年巡礼•烈士篇
缅怀先烈 遗志勿忘
伟人手创，山高水长。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和鲜明的革命历史传统。中山大学是幸运的，校名本身就注定了学校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召唤，时刻昭示师生员工爱国爱校，胸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救亡图存的近现代历史时期，学校师生始终关切国家民族命运，与万众同胞共患难、同呼吸，一批批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与真理，为了民族和人民从容就义、壮烈献身，为中山大学校史，为艰苦卓绝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写下了光辉不朽的篇章。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山大学校庆90周年之际，在首个“烈士纪念日”的今天（2014年9月30日），让我们以无比祟敬的心情，怀念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中大先烈。
惺亭之醒
惺亭是中山大学南校区中轴线上的标志物之一，于1928年岭南大学“惺社”同学为纪念史坚如、区励周、许耀章三位烈士而筹资捐建，以“惺社”社名命名。中文系黄天骥教授在《六二三路与中大惺亭》一文中讲到：“惺者，醒也，有醒悟的意思。同学们希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希望能唤醒群众。”（《广州日报》2013年6月26日）
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出身官僚富家，原名文纬，号经如，后改为坚如。曾入读岭南大学，1899年加入兴中会。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武装侵华，孙中山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决定由郑士良率领邓子瑜等赴惠州，在惠州三洲田大寨发动起义。起义由郑士良负责指挥，史坚如奉命在广州组织响应，他召集数千人，变卖家产筹资3万多元作为起义所需费用，准备攻取广州，不料款项被人卷走，计划被迫改期。当得知惠州先期举义，他便决定用炸药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来声援惠州起义，他认为如果德寿毙命，清军必然自相惊扰，可解惠州之危，广州亦可乘机起义。于是他便再次变卖家产，用所获的3千多元托人到香港购买了200磅德国炸药，而后在紧靠总督府处租赁宅院，掘一地道，欲在地道引爆炸药，后因事败被捕，虽受尽酷刑，但誓死不屈，于11月9日在珠江码头被杀害。孙中山先生对史坚如的英勇就义，极为悲痛，给予很高的评价：“坚如聪明好学。真挚恳诚，与陆浩东相若……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另两位烈士区励周、许耀章分别是岭南大学的教员和学生，1925年6月23日，他们参加了抗议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游行队伍行至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机枪扫射，死伤较多，情形惨烈，区励周和许耀章在沙基惨案中遇难。为纪念死难同胞，当时的广东革命政府把沙基定名为六二三路，并在珠江北岸人民桥东建“毋忘此日”的纪念碑。
红色恋曲
1928年1月27日，周文雍、陈铁军二人被捕，2月6日同时牺牲，刑场的枪声成了他们结婚的礼炮，当时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这场悲壮凄美的“刑场上的婚礼”，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
周文雍，1905年8月生于开平县百合下洞凤凰里一个贫穷的塾师家庭，后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此期间，他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学生革命活动。
陈铁军，祖籍台山三合镇，出生于佛山，父亲为华侨商人，家境殷实。1924年秋，她考入广东大学（次年改名为中山大学文学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改名铁军。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党被迫由公开转入秘密斗争。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担任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的周文雍遵照党的指示，开始在广州建立工人秘密武装。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和广州起义政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在省委书记张太雷直接领导下，参加起义政治纲领和口号的起草，同时担任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当武装起义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震撼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了。广州起义给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兼教育部长。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遭到失败。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重建党的组织，恢复革命斗争。会议提出，必须派一个坚强而有威信的领导同志回去，并认为周文雍是合适人选。周文雍以革命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广东省委常委。他化装成刚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在党组织掩护下，与陈铁军仍扮成夫妻，重返处在严重白色恐怖中的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和组织。回到广州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有时扮作富商，有时扮作苦力工人，找寻失去联系的党员，重建秘密联络点。
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遂将周文雍和陈铁军押赴红花岗刑场。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爱情，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的婚礼，英勇就义。这对红色恋人用共产党人忠于信仰的英雄气概，谱写了绝美动人的革命恋曲。
抗日救国
1934年秋，在何思敬、邓初民、洪深等教授影响下，广东当局解散“文总”时没被打散的外围秘密读书会又活跃起来，在洪深教授指导下排演抗日剧作，同时参加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活动。
中共中央原上海中央局发行科党员王均予于1935年7月来广州后，在进步学生中成立秘密的“中国青年同盟”（后改称“中国青年抗日同盟”，简称“中青”），在中大发展了钱兴、曾振声、粟稔、金昌华等人。在何思敬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学生张直心联系原“左联”的杜埃、吴超炯等同学成立了“突进社”。何思敬又介绍社会学系学生方少逸认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宣传部负责人梅龚彬（中共秘密党员），由梅介绍，于1935年七八月间加入该盟，及后加入该盟的还有社会系学生张克明等七人。法学院的李群杰、虞焕章（杨康华）等与理、医学院的几个外省同学组织了马列主义行动团。这些团体不发生横向组织关系，但为了抗日救亡而聚集在一起。
进入1935年，中大校园的抗日氛围逐渐浓郁起来。3月4日，承德沦陷后，南京政府表示与日本亲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大95位教授联名发出通电反对中日亲善。为表示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大校长邹鲁于3月11日公布了《国立中山大学救国会章程》，将中大抗日会更名为中大救国会。
从1935年12月12日至1936年1月13日，在各革命团体的互相配合和师生员工的努力下，中大及广州各校先后召开了六次抗日大会，举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参加者由中大扩大到广州全市大、中学校以及工人、市民等。1936年1月6日的抗日大会，成立了中山大学抗日会，抗日执委会委员中有校长邹鲁，进步教授邓初民、萧隽英、张农等，进步学生曾振声、陈柏昌等，曾振声为中大抗日会主席。中大抗日会成为领导中大抗日救亡运动机构。1月9日，在中大的推动和主持下，广州全市学生在广州长堤新镇地广场（今广东省总工会一带）举行的抗日救国大会规模最大，除近万名学生外，前来声援的工人、市民很多，全场共约3万人左右，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这次大会选举中大抗日会主席曾振声为刚成立的广州市学生抗日会主席，从而产生了广州全市学生抗日领导机构。
1936年1月13日，广州未出发下乡宣传的近千名学生，汇集到荔湾附近，由国民大学召开抗日大会后出发游行。队伍到达荔湾桥，即遭到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招牌的100多个暴徒的凶殴毒打，学生被打伤100多人，受伤学生被绑走10余人，造成又一次轰动华南的“荔湾惨案”。接着，中大学生多名遭到秘密逮捕，广东统治者随即宣布全市戒严，派军警搜捕下乡宣传抗日的学生，连夜搜查何思敬、邓初民两教授的住宅，认定广州的爱国运动是他俩“煽动”起来的。结果扑了空，他俩事先获得消息，被迫离开广州。白色恐怖统治再次笼罩广州，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中大冯道先、朱文畅两同学不久被秘密杀害，为抗日救国献出宝贵生命。
英烈事迹，不胜枚举。在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无数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正因为有了前人的奋勇拼搏和无畏牺牲，才有了祖国今日的繁荣富强、文明昌盛，中大今天的蓬勃发展、赓续辉煌。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体师生员工更要弘扬烈士精神，秉承烈士遗志，自觉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注：文中史料参考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易汉文主编《康乐魅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