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词,它诞生于20世纪,却蕴含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蕴之美。
在广东,有这样一座山,它最初默默无闻,却以丹山碧水之美问鼎世界自然遗产。
在中大,有这样一项研究,它历经几代学人不断传承、辛勤耕耘,终在世人之前绚烂绽放。
这,便是“丹霞”。丹山霞彩,绝顶辉煌。
然而“丹霞”走过的路并非一帆风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冯景兰教授和陈国达院士在广东丹霞山发现并命名后,中山大学原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及其学生曾昭璇皆对“丹霞地貌”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直到“丹霞痴”黄进教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调察,“丹霞地貌”才逐渐为科学界所重视。
“我想将这几十年所有的考察成果都写成一部大书,这部书就叫《中国丹霞地貌》。”在2010年以前,也许普通大众中还没有人了解到黄进教授的这个宏大志愿。当年8月,包括广东省丹霞山在内的六省丹霞地貌联合申遗成功,不仅让“中国丹霞”这一“国粹”家喻户晓,也让黄进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丹霞地貌领域所做的基础性研究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黄进教授近照
源远流长:一条“丹霞”路,几代学者情
1948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黄进报考了中山大学地理系,在回江西寻亲途中,他第一次在韶关看到了像霞光般美丽的地貌。“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丹霞地貌’,只是觉得很漂亮,很壮观。既然我报考了中大地理系,便暗暗下了决心以后一定要研究这种地貌。”从不经意的惊鸿一瞥开始,当时的黄进大概不会想到,他与“丹霞”的情缘竟会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在延续。
何止如此。其实,中山大学与“丹霞”早在1928年就结下了情缘。曾经的中山大学地质系有个名为“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单位,后来的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当时便是调查所的一名技正。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广东北部以丹霞山为代表的一系列“丹霞地貌”,并将当时包括南雄、仁化等地区的红色砂砾岩层命名为“丹霞层”,可谓开岭南近代地理学风气之先。十一年后,时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的地质学家陈国达院士将这种红色岩层上发育的地貌称为“丹霞地形”,并以此作为判断丹霞地层的标志。在当时学术界对“地形”与“地貌”概念并无区分的情况下,这自然标志着“丹霞地貌”一词的正式问世。
后来的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及其学生曾昭璇一开始虽然没有继续使用“丹霞地形”而是使用“红色砂岩地形”作为这一地貌的名词,但他们对此的研究却始终持续,相关研究文章也陆续发表。1978年,曾昭璇第一次使用“丹霞地貌”作为专业术语,为地理学岭南学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后的黄进教授,作为丹霞研究大发展时期的代表人物,师承陈国达院士,还曾经与曾昭璇共事过。正是在这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他与“丹霞”结下了数十年的不解之缘,研究兴趣得以激发,完整系统的丹霞调查研究也得以展开。
筚路蓝缕:几番寒暑与辗转,我只愿走遍万水千山
“进入中大地理系后,我虽然想对这种地貌进行研究,但很长一段时间苦于没有足够的条件而一直未能进行。”1965年,时为地理系助教的黄进终于有机会带着学生去丹霞山实地考察,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置身于丹霞的怀抱之中。“丹霞山的地貌非常壮观,令人震撼,我决定要从山体发育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谁知造化弄人,第二年当所有的准备工作已完成,黄进的实地考察计划却因为文革开始而不得不搁浅。直到1978年,他才得以重新领略丹霞之美。其后一年,在黄进的学术生涯中,丹霞地貌的系统研究工作才得以正式展开。
1982年,山西大同。一次全国性的构造地貌学术讨论会上,黄进教授所提交的论文《丹霞地貌坡面发育的一种基本方式》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从小组讨论上升为大会发言,其中对近水平红层丹霞地貌特征“顶平、身陡、麓缓”的六字概括一时间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甚至成为丹霞山区妇孺皆知的一句“顺口溜”。这篇论文也是中国学术界全面论述丹霞地貌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正处于中国旅游资源开发的初期,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还是旅游开发来说,这篇文章都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1年12月9日,在我国第一次特殊地貌旅游开发专业研讨会——由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与黄进教授共同发起的第一届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上,黄进被推举为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这标志着旅游地貌学的正式建立。其后该研究会召开了十二次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丹霞地貌的研究及后来的“中国丹霞”申遗成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同时要承担大量行政业务,特别是1984年担任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后,黄进教授能够投入丹霞研究的时间并不算多。为了能对全国丹霞地貌做系统性、全方位的研究,在1987年辞去系主任职务的两年后,黄进主动申请了离休。此前,他亲身考察过的丹霞地区仅35处,而在离休后的20多年里,每年几乎有三四个月他都是行走于全国各地的“丹霞”间。仅1997年,中国境内就有103处丹霞地貌被他发现和证实。从广州到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再到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出发时还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七月,到达最后一站湖南的时候已然漫天大雪。这一年,黄进教授的脚步由南向北再往南,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正是在此行的四川乐山考察期间,黄进教授偶然从当地一位老师处得知平羌三峡附近可能有丹霞。欣喜若狂的他随即租了一部机动三轮车赶往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诗中所提及的平羌三峡。由于刚下过雨,这条不通班车的山路又湿又滑。正当远远望见平羌大队的牌子满是欣喜之时,连车带人竟翻倒在路边,距离60米高的山崖仅一两米,真可谓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晚上回到旅馆的时候我心里十分感慨,想着这可真算是大难不死,捡了一条老命哟!”而今谈及此事,黄进表现得十分坦然,笑着吟起自创的打油诗:“月照峨眉几度秋,诗仙唤我平羌游。车翻崖上人安好,笑看岷江碧水流。”
其实,在丹霞研究之路的困难又何止如此!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完了,他就千万百计地与学校与相关政府部门联系以获得些许支持,自己出书的稿费也全部贴补给考察所需。去年,黄进教授获得了广东省建设厅一定数额的拨款,可在历经云南、西藏、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六个西部省区的考察之后,经费所剩无几。特别是进藏一程,包车的费用每公里5.5元,此去最高海拔5300米,行程27115公里,历时74天。对于一个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藏地海拔高、温度低、氧气稀薄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时刻威胁着他的健康。在他的《西部考察日记》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记叙:“今天下午4时考察回来后,即上床休息,感到心跳不大正常,心跳加快了一些,心律不够正常,休息并不好……晚上睡觉时仍感到心跳不甚正常,虽没有加重,但让我产生了是否能进藏的疑虑。”
纵使如此,黄进教授也从未放弃丹霞研究。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共发现并证实丹霞地貌995处,其中980处都经过他的实地考察与验证。在研究与行走的过程中,他还帮助多个地方政府撰写介绍地区性丹霞地貌的书籍,为“中国丹霞”走出国门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学问
野外考察自中大地理系创办以来一直是地理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地理学岭南学派一个重要学风特征。“不考察是不行的,一定要做现场调查”,采访过程中,黄进教授反复强调这句话。他几十年的实地考察历程也恰恰证明了这点。有人说他是“丹霞痴”,而在他看来,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学者该做的本分。的确,不亲身考察是无法获得一手资料的。对于丹霞地貌这种分布广泛但研究历史不算长、关注度不算高的研究来说,“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文献,不出去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没有到现场是不会知道资料是否正确”,黄进如是说。
正是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当他在刊物上看到别人的论文有错误时便立即致电主编指出错误,对于那些尚且存疑的地区就想尽办法前往实地考察。听说有人提出“湖北浦西赤壁是丹霞地貌”,他就亲身去往当地考察,得出“赤壁不是丹霞地貌”的结论。和蔼可亲的黄进教授一讲起丹霞,眼中可是容不得半点沙子,想当年被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是丹霞地貌的甘肃肃南县境内的彩色丘陵地貌就被他判了“死刑”,黄进在实地考察后指出“这完全是两种概念嘛!”
“对于治学态度不严谨,我是很反对的。别人的文章确实需要参考,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实地考察。别人说这个地方是丹霞地貌,我是不敢轻易写在书上的,一定要到现场确定这个地方是了,我才敢写。”曾有临沂大学的老师向黄进教授求证临沭县是否存在丹霞地貌,虽有照片证明,黄进凭借多年经验完全可以下结论,但他坚持要亲眼验证才能放心。这其中竟还有了意外的收获:临沭的丹霞地貌不仅有两处,而且还存在着发育时期留下的恐龙脚印和泥土被敲打的“雨痕”!这样难得的发现或许不能归结于偶然。
“搞学问和做人绝不应含含糊糊。我一生有几个比较小发明和创造,也是因为老老实实做事、脚踏实地做学问才搞出来的。”明明可以安享晚年,为何要劳心劳力四处奔波?也许,这个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事,可以从黄进年轻时的小故事中找到答案。
解放初期,刚刚大学毕业的黄进在养病期间偶然发现,图书馆的绘图仪所画的线条是歪的。经过他的改良,绘图仪不仅能画出直的线条,更能画出立体地形图。后来仪器被来访的前苏联地理研究所所长格拉希莫夫发现并大加赞赏,相关成果也很快被发表在前苏联的科学院院报上。1965年,黄进面对困扰研究人员的测高仪读数不准的情况,决定亲自买器材做研究。时值炎夏,一次在越秀山进行测量实验中,他细心的发现暴晒下的仪器的读数上升了!黄进马上醒悟过来,“是温度在影响测量值”,于是他立即将仪器置于树荫下做对比试验,果然,读数很快便下降了。据此改造后的仪器的误差被控制在0.5米的范围之内,测量的准确性也大大提升。
学问的钻研并未因为离开教学岗位而止步。离休后,黄进根据地貌学河流阶地形成的原理,创建了地壳上升速率计算公式以及地貌年龄、岩壁后退速率、侵蚀速率等四条可以定量测算地貌发育的公式。依据公式,人们就能够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山体年龄,这在学术界亦可谓“独一无二”。
时至今日,黄进教授已年届耄耋,满头银丝的他尚有毕生宏愿未得完成,这就是将中国现有995处丹霞地貌完整记录的一本大书——《中国丹霞地貌》。此外,几十年考察中积累的日记已有厚厚的80多本,这些反映社会变迁和学术灵感的文字如果能结集出版,对丹霞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而言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虽然面临各种的压力和困难,但我们相信,黄进教授的愿望终将实现。
世界记住的不仅仅是中国丹霞,那些致力于丹霞地貌研究的学人也因此而更加伟岸。中山大学与丹山霞彩的美丽情缘将会代代相续,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