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活跃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几乎都是第一线的劳动者，他们的社会身份可能是保洁员、保安、石匠、瓦匠、木工、电工、烧烤摊主、服装店老板，但这些平凡的写作者，在作品中所写的细节和经验都是他们自己用手摸过、用身子扛过、用脚丈量过，甚至用鼻子闻过、用舌头尝过的，这种通过亲历和体验得来的经验，成了他们独特的写作知识，也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创作来源。
技术越发达，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越钝化，可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创作者，把劳动经验转化成了身体记忆，让这些一度被忽视的“肉身经验”，在文字中重建起了一种存在的重量。这些未被理论过滤的“肉身知识”，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创作中最鲜活的肌理。
不可忽视这类写作对日益固化的文学现状的冲击。
这个世界不缺故事，缺的是“我”的故事。有多少个“我”，就有多少种真相，多少种可能。当生活贫乏、想象苍白、心灵造假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普遍存在的病症，当作家经验的边界越来越窄，那些大同小异的情爱故事被反复设计和讲述，文学已变得乏味。而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广阔的人群和生活并未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一直是沉默的。新大众文艺的出现，让文学呈现出更多的生活类型，迸发出更多的个体声音，以让无声者发声，让小声者发出大声。
新大众文艺应时而生。它团结那些无名的写作者，理解那些沉默的生活，并对一种强力生长但还未经雕琢的写作方式报以足够的宽容。猛将发于卒伍，作家也可能藏于民间，隐身在各色人群之中。在人人受教育、到处可发声的新传媒时代，“作家”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而更像是对写作者的统称；写作也不只限于正式的发表、出版，也可以在各种自媒体上发声，它同样有自己的读者和同道，同样能形成一个文学交流的共同体。
假若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世界，就必须人人参与，因为这是“我们的”世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身处何地、做何工作，你都不能袖手旁观。这意味着，要激发更多潜在的写作者，表现更多容易消失的生活，让更多人的眼泪与欢笑、失望与希望被听见和看见。当文学足够宽广、足够体恤，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才是健全的，我们理解人性的眼光才是公正的。
就文艺创作而言，“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谁在写”也同样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写作越来越纯化为一个“怎么写”的艺术问题，作家们热衷于各种语言变革、形式实验、叙事探索，写作上花样翻新，那时的口号是：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不可否认，对“怎么写”的重视，确实为中国文学补上了关于艺术本体的重要一课，但过度偏重技巧和修辞的后果，也容易使文学流于纸上的游戏，而缺一些来自生活和生命本身的那种直接、粗砺、苍茫的力量。
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可以解读为是一种由经验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写作变革，是一次从“怎么写”到“写什么”，以及“谁在写”的变革。这些新的写作者，并非是为了写作而去体验生活的，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中摸爬滚打了多年，一个动作、一种场景、一次内心活动、一种时间规划，重复了无数遍之后，他们不仅了解其中的细部和微妙，也因为这种经验的饱和而得以洞察生活背后的更多秘密。只有重复无数遍的体验，并对这种体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才能成为本雅明所说的那种能够被记住、被传递、被书写的经验。
经验的力量有时就是存在的力量。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更多就是依赖这种经验的力量来打动读者的。
在这个被形容为一切都转瞬即逝的现代社会，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借助理性、仰赖科学；那些未经审视、验证的经验，不再受重视，感觉、思绪、情愫、梦想，等等，似乎也成了可有可无的事物。文学所要重申的就是理性和科学并非无所不能，人类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能少了爱与美、艺术和感动。当越来越多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愿意写出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的感受，这种磅礴的文艺力量就可能被昭示出来。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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