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深圳湾，潮水未退，万鸟齐飞。
李添明站在红树林边的生态观测站，举着望远镜，衣服被海风吹得微微鼓起。镜头里，一只黑脸琵鹭贴着水面滑行，长喙像一柄黑色的勺，一勺勺舀起满湾晨光。
“看，它们又回来了。每年秋天，准时得很。”李添明放下望远镜，开始谈论这位老朋友。
这位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生态学院教授来中国即将满十年。十年间，他在这里研究自然，研究社会，研究人与自然怎么在同一片拥挤的土地上各让一步、彼此安生。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生态学院教授李添明（左）
Tien Ming Lee, a Singapore-born scholar and expe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leads citizen‑science wildlife monitoring projects in Shenzhen. His research provides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reconciling dense urban development with the survival of endangered species such as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 and Chinese pangolin.
李添明，新加坡籍学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专家，在深圳牵头公民科学野生动植物监测项目。其研究为超大城市发展与黑脸琵鹭、中华穿山甲等濒危物种生存共存提供现实解决方案。
下南洋、回故土和给阿嬷的情书
李添明是“70后”新加坡华裔，祖籍福建莆田。祖辈是下南洋的华侨——不是诗里的浪漫远行，而是贩苦力和寄回老家的侨批。
“和现在出国留学的情况完全不同。”李添明说，前不久观看《给阿嬷的情书》，让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这部作品跳出固有叙事，把故事讲出了新意，很多情节与我家族的经历高度相似。”
1987年，小学三年级的李添明跟着祖父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候路上自行车远多于汽车，他们带回来的衣物，被当作礼物送给国内的亲戚。那个画面他一直记得：亲戚接过衣物时脸上的笑容，和祖父站在老屋门前沉默了很久的背影。此后差不多每十年，他都会回中国一次，亲眼看着中国的路变宽、楼长高。
青年时期，他在美国读完博士，又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生态保护。他跟海外同行一样，常陷在一个死结里：少数人懂保护，多数人要发展。
直到他深入研究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从工业文明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我的兴趣一下子被点燃了。当时我本可以回新加坡发展，但这个理念让我选择来到中国。”
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科技产业发达，历史包袱轻，移民城市的属性带来极强的包容性，地处大湾区，毗邻港澳，愿意接纳新理念、尝试新事物。
“更重要的是，深圳敢让你去试从0到1。”李添明说，很多地方受限于法规、观念、供应链，深圳愿意为前沿的想法开放小规模试点，完成数据积累、完善安全规则之后再迭代推广，“无人驾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套模式同样适用于生态科研。”
“这座城市不会特意去照顾你，但会把路留给你自己去走出来。”李添明说，他交深圳社保、入选国家级人才，从每十年来一次的访客，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深圳人。
候鸟、噪鹃和穿山甲
李添明的研究，不只看树和鸟，更看“人怎么和自然会面”。他把这叫作“生态保护2.0”——不是把人挡在自然保护区外，而是用科技把人的感知力接进去：把AI、红外、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这些技术规模化应用到野外观测，深圳完整的制造业基础能够让这些成为可能。“传统调研靠两条腿、一双眼，翻山越岭还惊扰动物；现在，设备在暗处听，我们在后台读。”
他说，硬件建设到位的同时，公众思想的“软件”也要同步跟上，“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成长。”
李添明在学校没有实验室，他的研究都在大自然里。深圳这座超大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现实矛盾，给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样本。
深圳湾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落脚点，“福田红树林面积不大，但生态意义重大。”李添明说，这里同时也是市民热门休闲场所，节假日大量市民涌入，会给候鸟带来巨大生存压力。“动物对人类存在本能恐惧，大量人流会改变鸟类的活动模式与生存状态。”
他带着团队做“中国版公民科学观鸟”，发动志愿者记数据，难题是志愿者的“三分钟热度”——他就反过来设计课题，让参与本身变成学习闭环，把零散记录攒成长期数据库。
今年，宝安中学的高三学生被噪鹃的高频鸣叫困扰，登上热搜。噪鹃不筑巢，把蛋下在别人窝里，繁殖期恰逢备考季，叫声能传几公里。市民喊“赶走它”，李添明调出物种数据，扎实科普，提示噪鹃出没的时间与区域。“鸣叫只是它的繁殖生理行为，过去这阵就好；建议戴耳塞，别投药。”李添明说，市民慢慢地学会了接纳野生动物的生活节律，“城市空间不只属于人，也属于一只按时回来的鸟。”
飞来的噪鹃代表了深圳生态向好，而在深圳发现野生穿山甲，更让李添明感到惊喜。“在人口密度极高的深圳，依然能够观测到中华穿山甲这种全球极度濒危的哺乳动物，还有黑脸琵鹭这类明星迁徙物种，是非常难得的保护成果。这证明只要给野生动物保留合适生存空间，物种就能够存续繁衍。”
但李添明清楚，随着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人和野生动物之间新的矛盾会不断涌现，“我们仍需要持续研究应对”。
森林、路跑和一碗南洋味
李添明的研究范围，当然不局限于深圳。“我愿意带学生到全国各地去调研，我们刚从几个地方回来，一钻进森林和农村，往往就是一两周。”
只要不出差，李添明的日子就过得很规律：早上跑步，白天带学生看数据、改模型，晚上陪孩子。“周末再找个城市去跑一场马拉松，在陌生街道上寻找熟悉的心率。”
“我坚持课题分离：职业身份和家人身份要区分开，两种角色捆绑在一起，会活得很累。”李添明说，“跑步让我进自己的精神世界。深圳节奏快，但跑起来，城市会慢下来，你会看见树、鸟、风和人的边界。”
跑道，是他观察城市的另一条路径。“深圳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例如光明，从农场长成了科学城，福田偏金融，南山偏创新，还有河套、前海……这里政策、产业迭代迅速，很多时候不是城市适应你，是你追着城市跑。”
嘴馋的时候，他会找一家店点一份海南鸡饭，“全中国只有深圳能吃到这个味，跟新加坡的一模一样。”这碗饭，连着他的来路，也接着他的日常。
胃的投票给了乡愁，时间的投票他给了深圳。APEC会议即将在深圳举行，李添明准备邀请海外同行来深圳看一看：“让他们来深圳湾走一圈，比我说一万句都管用。看见黑脸琵鹭，看见志愿者在数鸟，看见机器狗从山坡上下来，他们就懂什么叫‘中国式生态’。”
“他们经常问我深圳好不好？”李添明说，他的回答总是“你看我待的时间就知道了——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清晨的深圳湾，又一波鸟群掠水而起。候鸟每年南来，是为停歇；而他这只“候鸟”，一停，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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