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咽癌是我国高发的一种恶性肿瘤,全球约一半鼻咽癌患者在中国,对老百姓生命健康威胁很大。经过一代代医务人员努力,鼻咽癌治疗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中晚期病人疗效很差,现在治疗水平走到世界前列;以前只能跟着国外诊疗标准,如今有了自己的“中国方案”,并且被越来越多国家采用……鼻咽癌治疗的种种突破,不光改变了无数患者的生命轨迹,也让这个困扰世界多年的难题,有机会走出一段新的历程。
近期,本刊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副院长马骏,回溯国内鼻咽癌研究从追赶世界到领跑全球的全过程,并剖析治疗技术、诊疗标准、科研思路等持续升级的内在逻辑。
鼻咽癌治疗为何出现质变
《瞭望》:鼻咽癌治疗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
马骏:医学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积累出来的,这背后是无数医生、科研人员和患者家属的共同努力。我1985年刚到医院放疗科工作的时候,科室主任潘国英教授跟我说,鼻咽癌5年生存率大概只有50%。简单说就是,100个病人,5年后大概只有50个人还活着。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因为它让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面对这种疾病,我们曾经多么无能为力。
到今年,我已经在这里工作41年。最新数据显示,我们医院鼻咽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已经提高到90%,也就是100个患者里,5年后有90位可以存活。这个数字放在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
从“一半人活下来”到“九成人活下来”,这是成千上万个家庭命运的改写——有更多孩子能见到父母,有更多夫妻能走到白头,有更多年轻人能继续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从这个角度说,40多年来,鼻咽癌治疗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瞭望》:疗效为什么能提升这么多?
马骏:能取得这样的质变,不是单一技术的功劳,也不是哪一位医生灵光一现的结果,而是仪器设备、治疗药物、诊疗理念等很多方面共同突破,一代代人慢慢做出来的。我总结其要点主要有三:
第一,放疗变得更精准。这是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最早期的放疗是比较粗放的二维放疗,就像用一大束光去照,范围和剂量都不够精确,能杀死肿瘤,也容易误伤周围正常组织。后来发展出三维适形放疗,再到现在普遍采用的调强放疗、自适应放疗,整个思路都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在影像引导下,把放射剂量“雕刻”到肿瘤的形状上,做到既能精准打击肿瘤,又能最大程度避开眼睛、耳朵等正常器官,把治疗伤害降到最低。
第二,综合治疗方案不断优化。癌症治疗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多种手段的组合拳。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辅助化疗再加上免疫治疗,搭配方式越来越合理,效果更好,副作用明显下降。就拿我们团队研究出的“吉西他滨+顺铂诱导化疗,接着再做同步放化疗”这个方案来说,跟以往方案相比,可以明显降低肿瘤远处转移风险,现已成为高危中晚期患者标准疗法。在此基础再加上免疫治疗,还能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这样的组合,不是简单地把几种药堆在一起,而是基于大量临床试验反复验证出来的最优解。
第三,分期和风险评估更精细。同样的鼻咽癌,病人的风险等级差别很大。我们利用高发地区大量患者的影像数据,建立更准确的预后评估标准,也就是新版鼻咽癌分期。有了更精细的标准,医生可以根据病人风险的高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低风险病人不必过度治疗,减少不必要的痛苦;高风险病人则可以得到更充分的治疗,避免复发转移。
《瞭望》:现在国内鼻咽癌研究和诊疗,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马骏:我们已经从过去“跟着别人走”,变成现在的领跑者。我亲身经历了这个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去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进修。一进他们的放疗科,看到那些先进放疗设备,我心里相当震撼,因为这些设备,国内当时只在书本上见过。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我每年也去美国,但再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设备基本和国际同步,有些甚至已经领先。不少国外专家来我们中心参观,看到我们的工作都很惊讶。比如他们还很少用上人工智能,而我们已经把AI用到鼻咽癌诊疗的各个环节。这种角色反转,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果。
不光是设备。我们在鼻咽癌流行病学、分期标准、综合治疗、精准放疗、AI应用等多个方向,都形成自己的优势,已经在多个领域全方位领跑。
首先,我们深度参与国际分期修订。分期是鼻咽癌治疗的基础,过去主要参考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标准,我们基本是“拿来用”。靠着扎实的研究,近30年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支撑该国际分期15项修订中的9项,修正了不少病人原本不够准确的分期。换句话说,全世界相当一部分鼻咽癌病人,都因为我们的研究得到更准确的病情判断和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其次,持续更新治疗方案。以前国外指南推荐放疗之后再做辅助化疗,但我们通过扎实的临床试验证实:这套办法并不能明显提高疗效,且严重副作用发生率高达42%。朝着“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方向,我们不断优化综合治疗方案。针对高危中晚期病人,我们提出的诱导化疗新方案,让病人无瘤生存率提高了8.8个百分点,重度副作用大幅减少。业内评价它是鼻咽癌治疗的里程碑,替代了沿用20年的经典方案,改写了国际指南,用来指导全世界患者治疗。我们的研究先后8次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头颈肿瘤专场汇报,已在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国外的151家医院落地使用。
第三,深耕减毒治疗策略。治疗癌症,过去大家关心“能不能活下来”,现在还关心“活得好不好”。根据病人肿瘤进展的风险,我们个性化地缩小放疗照射范围,在保住生命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病人器官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这有利于实现从“活下去”到“活得好”的跨越——病人不仅活得更久,而且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眼耳功能得到最大程度保留。
总的来说,现在中国已经是鼻咽癌国际诊疗标准的制定方之一。从过去的“跟跑者”到现在的“领跑者”,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年,走得很不容易,但走得很扎实。
如何补齐基层诊疗短板
《瞭望》:目前国内整体进步很大,但不同医院诊疗水平参差不齐。怎么带动基层,让全国鼻咽癌治疗质量一起提上来?
马骏:这比提升我们医院的水平更棘手,也更重要。作为鼻咽癌优势诊疗机构,我们每年都接收大量外地转过来的复发、难治病人。在复盘这些病例资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少病人之所以治疗失败、肿瘤复发转移,根源并不是病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基层一些治疗方案偏旧、做法不统一、不够规范等。
这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提升全国鼻咽癌整体诊疗质量、减少复发转移,一家医院做得再好也不够,必须建立统一标准,并且用实实在在可落地的办法,把规范的治疗方案传到基层。
我们主要做两件事。
一是每年更新鼻咽癌诊疗指南和口袋手册,给全国医生尤其是基层医生一个可以随时翻看的标准,解决一些基层“不知道怎么治、治得不规范”的难题。口袋手册很小,可以放在白大褂口袋里,遇到拿不准的情况随时查,让基层医生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
二是分片在全国开展常态化巡讲。我们把全国分成多个片区,每年组织十多场规范化培训,至今已经举办70多场,覆盖143万余人次,让规范技术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
《瞭望》:向基层系统推广AI自动勾画放疗靶区,是否也是为了把控诊疗质量?
马骏:没错。过去帮扶基层,大多只是讲课、下发规范文件,告诉医生“应该怎么治”,但很难确保实际操作到位,标准和实操之间容易脱节。数字化、AI工具刚好可以补上这个缺口。基层医生只需获取患者影像图像和基本信息,AI就可以依据规范自动规范设计患者的放疗方案。这样一来,不管是在大城市三甲医院还是偏远地区的县级医院,病人得到的放疗方案都有相对统一的底线,弥补了基层经验不足、操作不统一的短板。这就把“规范”从纸面落到了每一个具体的病人身上。
《瞭望》:为什么AI对把控放疗质量这么关键?
马骏:做到全国各地放疗水平一致,AI的作用很难被替代。放疗里有一步非常关键的工作,叫靶区勾画,就是在影像上圈出肿瘤的范围,确定到底哪里要照、照多大范围、多大剂量。这一步直接决定放疗的成败。人工勾画的时候,不同医生由于经验、看片习惯不同,画出来的范围差别可能很大。靶区画小了,肿瘤没有照全,容易复发;画大了,眼睛、耳朵这些正常器官被误伤,会影响生活质量,甚至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面对放疗领域这一长期存在的难题,AI勾画可以统一标准,把顶尖专家的经验“固化”下来,不管哪个医生操作,圈出来的范围都稳定一致,既能保证杀肿瘤的效果,又保护正常器官,守住放疗安全底线。这对基层尤其重要——AI可以把顶尖专家的经验带给他们。
《瞭望》:AI画出来的靶区,和顶尖专家比哪个更好?
马骏:目前AI还达不到顶尖专家的水平。顶尖专家对病情的理解、对特殊情况的判断,AI还学不会。但有一点很确定:用好AI辅助,医生的水平不会变差。AI最大的价值不是取代高手,而是把普通医生的水平拉高到基本线之上。
《瞭望》:有人担心长期依赖AI勾画,医生自己的基本功会退步。您怎么看?
马骏:AI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潜在的风险。我们应该尽快推广使用,不跟上技术进步就会被淘汰。但有一点必须讲清楚:AI的定位是“高级助教”,不是替代医生。它帮医生做重复性、标准化的活儿,把医生解放出来思考更复杂的问题。基层医生还是要持续学习解剖、影像知识,通过系统培训和病例复盘,练好基本功。
《瞭望》:进入AI时代,您觉得医生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
马骏:进入AI时代,医生真正的价值的有三点:
一是综合各种信息做出临床判断的能力。病人的情况永远是复杂的,影像、化验、病史、身体感受……这么多信息如何权衡、取舍,AI暂时替代不了。
二是对患者身心整体的人文关怀。医生面对的从来不是一堆数据,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关心病人感受、照顾病人情绪,这份温度机器给不了。
三是面对复杂不确定情况的创新能力。临床上永远有教科书没写到的特殊情况,能不能灵活思考、创新解决,能不能找准临床要解决的问题、清楚知道怎么向AI提需求、下指令,是未来医生的核心竞争力。
《瞭望》:您理想中的基层鼻咽癌诊疗是什么图景?
马骏:基层医院依靠AI辅助,画出和大医院质量相当的放疗靶区、做好放疗计划;再通过远程平台,由上级中心把关质控。做到病人在本地首诊、线上有专家指导、就地规范治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和在大医院差不多的治愈机会。
距离“让鼻咽癌成为历史”还有多远
《瞭望》:您一直说希望让鼻咽癌成为历史。实现这个目标还要攻克哪些难题?
马骏:让鼻咽癌成为历史,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多个方向一起发力,是一场“组合战”。
预防层面,研发EB病毒疫苗,从源头减少得病。鼻咽癌和EB病毒感染密切相关,如果能研发出有效的疫苗,从根本上降低发病率,是最理想的路径。
早筛层面,推广有效的筛查项目,比如EBV DNA检测。很多癌症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等发现时往往已经晚了。通过筛查可以尽早锁定早期鼻咽癌,早发现、早治疗,治愈率会高很多。
对容易复发转移的中晚期高危病人,下功夫搞清肿瘤转移复发的内在机制,研发新的放疗增敏药、靶向药,优化放化疗搭配方案,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模型,全程精准管控。已经复发转移的鼻咽癌,目前预后还比较差,急需开发新的免疫、靶向药物。
长期生存管理上,重点减轻治疗后遗症,建立长期随访和康复体系,照顾好治愈后的病人。治好不是终点,让他们高质量活下去,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瞭望》:如果将来鼻咽癌被彻底攻克,相关医生会不会“没事可做”?
马骏:说实话,我们团队七八年前就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早就有过职业危机感。现在可以很肯定地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研究鼻咽癌,意义从来不只是治好这一种病。它更像一块“试验田”:我们在这里摸索出来的临床思路、科研方法、诊疗模式,完全可以迁移到肺癌等其他难治肿瘤。鼻咽癌是我们验证新理念、新范式的平台,通过在这个领域的单点突破,去带动整个医学全域的发展。就算将来有一天,鼻咽癌真的不再是难题,我们积累的整套研究方法、临床范式依然不会失效,反而会因为能输出通用经验,成为带动整个肿瘤学科甚至临床医学提质升级的新动能。现在已经有不少其他肿瘤领域同行,主动来和我们交流、探讨、借鉴经验。这说明,我们在鼻咽癌领域的深耕,正在发挥超出这个病本身的价值。
怎样建立中国医学的国际话语权
《瞭望》:您牵头修订国际分期,很多成果被写进国际放疗教科书。从只是提供病例数据,到制定全世界通用标准,您有什么体会?
马骏:这个转变,确实是我职业生涯里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早些年,我们主要靠丰富的病例资源发表论文,在国际舞台上更多是“提供素材”的角色;现在,我们有能力参与制定行业规则,成为“定标准”的一方。
这个转变里,我最深的体会是:中国医生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就要拿出基于中国人自己数据的高质量临床证据,积极参与国际对话。用严谨的研究解决全世界都头疼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方案,自然会被世界采纳。从过去听国外的方案,到今天世界采纳我们的方案,靠的是长期深耕、持续创新、多方合作。“从听别人讲故事,到让别人听我们讲故事”,这条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瞭望》:想要继续提升中国鼻咽癌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关键点在哪?
马骏:国际话语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靠三个支点支撑:
一是持续产出能改变国际指南的原创研究,主动牵头多中心临床试验,用扎实的证据说话;
二是培养有国际视野的顶尖人才和跨学科团队,人才是根本;
三是搭建自己主导的国际合作网络,牵头制定国际指南。从跟着别人设置议题,变成主动提出议题;不只输出技术,还要输出诊疗理念和标准。当别人开始认真对待你提出的问题、采用你制定的标准,话语权就自然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