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符正平教授
湾区经济，数十年来正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最亮眼的风景。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而几乎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
在中国南海之滨，2017年正式诞生的粤港澳大湾区起步虽不早，劲头却不小。这片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覆盖7200万人的热土上，一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框架下的融合试验已经开启。为了解析粤港澳大湾区的“前世今生”，我们拜访了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符正平教授。
30年“前店后厂”积淀探索
记者：粤港澳大湾区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符正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大湾区的孵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彼时，香港和深圳同城融合，“前店后厂”模式带动了整个珠三角地区经济走强。因合作需要，粤港澳三地政府常常共同出面协调相关事宜，这为大湾区的孵化奠定了基础。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粤港澳合作愈加频繁。2009年签订了粤港澳框架协议，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基本合作框架。此后，粤港澳三地每年都召开联席会议，由两位行政区特首、广东省省长牵头，覆盖各部门，引领经济、社会、民生等全方位合作，大湾区雏形渐渐形成。后来，专家学者开始研究“9+2”泛珠三角经济圈，将原先“城市群”的概念逐渐提炼至“湾区”的概念，并最终被政府所采纳。
2017年7月1日，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为大湾区建设定下合作目标和原则，确立合作的重点领域。两年后，众人期盼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就此掀开历史全新的一页。
“一国两制”之下，3个关税区，3种不同货币，粤港澳大湾区相比国内其他经济圈具有独一无二的“先天特征”，赋予它特别的核心使命：助力港澳长期发展繁荣稳定，将港澳两地引入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国家区域战略。另一方面，放在更开阔的国际视野下，需要有一批城市群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这为大湾区带来了更远大的目标：在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产业发展、宜居宜业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9+2”差异分工链条式协同
记者：大湾区有2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9座城市，它们如何定位、各司怎样的职责？又如何协同？
符正平：从大湾区各城市的现状看，大湾区的分工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构成庞大网络。比如，深圳做高端产业，佛山做制造业，这是在长期市场机制作用下，由要素价格决定的。翻阅《纲要》可以看到，“9+2”城市发展定位，极大地尊重了各自的基础条件和差异化分工。
大湾区4个中心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根据《纲要》提出的定位，香港将持续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澳门将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圳的定位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广州将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
当然，不是所有城市都追求越高越好，“9+2”实现相互帮衬又竞争的链条式协同，政府需要将不同城市行为进行适当规范，以此差异分工，提升整体竞争力。
记者：这几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了哪些比较明显的进展？
符正平：相对容易开展的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事实上，互联互通早已融入大湾区居民的生活细节。珠江口两岸通过大型基础设施连接，各种要素流动更加便利。南山半小时生活圈也好，东西岸一小时生活圈也好，大湾区正将“去边界”实质化。通关模式方面也有不少探索创新，比如“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粤港、粤澳“跨境一锁”等，使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记者：所以信息流联通、规则衔接方面的推进难度会更高一些。
符正平：对，难度相对较高的，在于信息流联通。考虑到香港的制度体系与内地不同，需要将港澳每个领域的规则标准一一梳理，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工作。目前，服务业领域开展地毯式梳理，也取得了不少进展，比如食品安全、中医药等领域，有些三地已实现统一标准，有些协商对接资质互认……规则衔接工作需要时间和耐心。另外，在推动标准互认和产权保护方面，这几年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30条“干货”填空白强融合
记者：大湾区创新融合中，关乎核心的资金流联通进展如何？在推进科技创新方面，大湾区又有何打算？
符正平：大湾区其他要素互联互通已有一定基础，最难的还是融合。去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涵盖了30条“干货”，已涉及最核心要素流动。
翻看30条意见可见：促进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本外币兑换、跨境流通使用便利度；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大湾区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一切都有了明确说法。以科研基金为例，过去基金无法流动至香港，而今这些盲区在大湾区建设方案中均有涉及，填补了诸多空白。未来，这些均将为大湾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奠定基础。
记者：如何看待其与长三角、京津冀等其他几个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关系？大湾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和意义又是什么？
符正平：与长三角、京津冀等国内其他经济圈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任务始终是将港澳发展逐步引入祖国格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面对资源瓶颈，实现产业升级，突破“从0到1”的科技原始创新，在国家体系重大创新平台上有所展现。而积淀30年沉着起步的粤港澳大湾区探索，还将作为“先行先试”典范，积累丰富经验，为国家区域战略的体制机制创新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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