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就像一个玻璃杯，倒了热茶，摸在手里是烫的；而中国人是保温瓶，外面摸着不热，看着不热，但打开很烫。《牡丹亭》就是这样，绝不是“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里面是一团火。——— 中大教授、博导黄天骥
15册近500万字的《黄天骥文集》近日出版。《文集》收录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黄天骥早在1981年发表的《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也包括最新力作《意趣神色：< 牡丹亭>创作论》等共15册。文体上，既有学术论著，亦有诗词、碑文、散文等，可谓多元跨界，触类旁通。
84岁的黄天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说，这套文集也许可作为自己贯彻“固本培元，融会贯通”精神的最佳注解与体现。谈新著《意趣神色：< 牡丹亭>创作论》，他首次概括性提出，《牡丹亭》是一部“剧诗”，该剧不仅写爱情，更蕴含深刻哲思。谈及岭南学派，他认为岭南学派自成一体，包容与交融是它的最大特色。
谈岭南学派
岭南学派绝不是闹小圈子
南都：不管是之前的《西厢记》创作论，还是现在的《牡丹亭》创作论，您在文风上都非常的自如放松，文学性可读性很强。
黄天骥：从写作风格上，两本书类似。我一直不喜欢把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写得太呆板。文学本身是有血有肉。评论文章写得干巴巴(没人愿意看)。高尔基曾说，评论是一把解剖刀，我不以为然。我们的笔锋要带着感情去写，可能这也是岭南人的一种愿望。
南都：您提到岭南学者的愿望，岭南学派是否自成一派，风格是怎样的？中大近日提出，中大文科要出学派。您对此有何感想？
黄天骥：从多年学习和科研看，处在这个环境下，会自然形成与其他地方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中大有意识强调推行学派，这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推进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岭南文化绝对不是搞地方主义，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岭南的学术做派、学术观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是学术大花园百花齐放的好事，绝不是闹小圈子。岭南学派不仅是广州人，在广东生活、热爱广东文化，或者在外地生活受过岭南文化影响，或北方学者研究岭南的东西……都可是岭南学派。
岭南学派最大特点就是包容、交融。梁启超、陈白沙、六祖慧能、孙中山等大家都是中西结合、兼容并蓄。即使同样写风物，岭南人的笔锋也与北方学者可能不同。
南都：您个人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上，受岭南学派怎样的影响？
黄天骥：在中大的研究，我们的面都是从宽到深，慢慢形成一个传统，不自觉受地方影响。上 世 纪5 0年代，推行计划经济，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如此，但我读大学时，老一辈的学者是能做到融会贯通的。
我主攻戏曲，但也研究诗词，因戏曲和诗词相通。研究戏曲时，带着诗词的眼光挖掘，研究诗词时，带着戏曲的眼光，把两者交融。我也研究《易经》，有人说我“破门而出”，其实我没有“破门”，只是把门开得大一点。当然，研究《易经》也须具备历史和哲学基础。
写作风格上看起来会自我一点，但文学就是欣赏，肯定要带着感情。所以有人说，我的文章活泼生动，包括论文、考据文章，不至于看一半就打瞌睡。以前是不自觉的，到十年前，就变成自觉的追求。
谈《牡丹亭》
《西厢记》是一本“诗剧”《牡丹亭》是一本“剧诗”
南都：写作《西厢记》创作论的背景是怎样的？
黄天骥：我发现学界研究汤显祖和《牡丹亭》单篇的论文很多，但将《牡丹亭》整本专门研究，兼论内容、艺术、舞台表现等多方面，几乎没有人做过(专著)。所以有了这本专门论著，主要研究《牡丹亭》到底是怎么写的。一个剧本的出现总是和经济社会密切联系，跟它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相关，创作绝不是偶然的。
南都：您怎么看待《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差异？
黄天骥：《西厢记》和《牡丹亭》比较是很有趣的事，两个戏曲在明清时代都是齐名的。今天我们从戏曲和文学的角度看，《西厢记》不用很大修改就可以演出，结构、情节很完整，语言优美，人物性格很突出。《西厢记》作为一本戏剧是没问题的，中国的戏剧本就有诗的味道。
严格意义看，《牡丹亭》作为戏剧，主线清楚，描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但整个结构，无论在今天或过去看，都比较松散。今天如果要在一个晚上演出《牡丹亭》，需要重新删减和编写，唱词对话若不修改也是不能完整演出。
从戏剧结构的角度看，《牡丹亭》不及《西厢记》。但古怪的是，在明代《牡丹亭》一出，就“几乎令《西厢记》减价”。
南都：为何《牡丹亭》一出令《西厢记》减价？它的特色与创新在哪里？
黄天骥：对。我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研究《牡丹亭》发现，如果说《西厢记》是一本“诗剧”，《牡丹亭》就是一本“剧诗”。它不仅是一部剧，也是诗。过去没有这样概括地评价过。好的诗歌是有意境的，能启发读者产生共鸣产生再创作。今人读《牡丹亭》要有这个意识，把感情扎进去理解它。
《牡丹亭》除了爱情，背后更有值得观众参与、再创作再思考的奥妙。它虽以生死不渝的爱情为主线，但绝不仅是爱情，更是人性的追求，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这在明代中晚期，是非常强烈的一股思潮。如果不了解明代思想史，观众的情绪不代入，根本看不懂。所以说《牡丹亭》是很难改编很难演出的，演员和编剧很难把内在的思想，人性追求表达出来。
南都：去年汤显祖诞辰400周年时，各地开展了同时代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系列活动。您专攻戏曲研究，怎么评价中西方两部经典作品？
黄天骥：《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处在不同文化环境，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下，表现出的思想完全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西方人文思想慢慢变成社会主流时的产物。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出明显的人性追求，表演风格非常强烈，表现出西方人的性格特点。
我常打比方，西方人就像一个玻璃杯，倒了热茶，摸在手里是烫的；而中国人是保温瓶，外面摸着不热，看着不热，但打开很烫。《牡丹亭》就是这样，绝不是“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里面是一团火。
谈戏曲研究
中大是国内戏曲研究重镇
南都：您在中大求学、工作60余载，怎么看待当前中大的戏曲研究现状与在学界的地位？
黄天骥：中大戏曲研究是国内戏曲研究的重镇。中大戏曲团队在做一些引领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同时把古代戏剧研究和现代舞台写作评论结合起来。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等各个分支，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每个时代的戏曲都在创新，戏曲史的研究也在创新，广东人喜欢创新。比如粤剧不一定要沿用过去的腔调，创新也不意味着没有继承。过去我对岭南文化有一个界定，“不新不旧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总之在文化上，我们要充分自信。
南都：怎样看待这两年的诗词热？您认为学生应该如何对待古典诗词？
黄天骥：我看到高中课本要求背诵72篇古文，按我们那一代的学习(方法)，如果背诵应放在小学更有用。目前强调诗词学习还是很好的，但从背到真正懂，要真正成为自己的血液，吸收诗词精华，是个漫长过程。把古代文学的精华教育青年会起到良好效果。
新诗创作如果没有古典诗词的基础，是怎么也写不好的。过去的名家鲁迅、茅盾等都是古典文学基础和修养很深。古代文学能促进人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科学思维贯通，岭南的学风很明确是这样，一专多能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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