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日前，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出版了新着《秦征南越论稿》。他出人意料写出了这样一本地方史的研究着作。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的“跨界”思维对当下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启示——
壹 学问的前提是有一个自由的心智
羊城晚报：您自己认为这是一本历史着作或文学着作？
林岗：当然是历史书。但中国的学术传统本来就是文史不分的，文学本身就涉及历史，历史当中也有文学。作为一个身在中文系的学者，如果被自己外在机构身份限定了，那就可惜了。当你能够从现代狭窄的学科划分中跳出来，以文史问题的发现为中心思考和做学问，有什么不好呢？学问所追求的是给读者以启发，无论你探讨什么样的问题。
羊城晚报：但现在的高校学术体制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林岗：机构细分是出于管理和细化的需要，并衍生出一套相对应的评价体系，对于学科构建是有必要的。但我们做研究身居其位，不是被“钉”死在那里的，不要忘记探讨学问的人是“活”的。如果我们的问题意识越过了学科的边界，也不妨“客串”。戏曲表演里不是也有角色反串吗？何况小书所关注的问题同属文史，小边界是越过了，大边界还是在一起的。
羊城晚报：这可能与学者的能力、资历、悟性等有关？
林岗：研究学问人各心性不同，这会投射到各人的关注和选择当中。我很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旁听过余国藩（Anthony﹒Yu）教授讲《红楼梦》。他是芝大神学院的教授，过去一直讲授弥尔顿的《失乐园》。可当他拿到终身教职站稳脚跟后，他就开讲《西游记》和《红楼梦》了。因为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熏陶，深有感悟，见解甚至胜过专治中国古典文学为业的人。余教授站稳脚跟之前是“先学无情”，但到了无所挂碍的境界就“从心所欲”了。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讲《红楼梦》也许会被认为“不专业”，可这正是余教授从心所欲的学问。——要到这个境界，才能出真正的学问。学问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自由的心智。
羊城晚报：现在的学术研究、论文写作、学术评价似乎更多的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如何在西化（引用西方理论及方法）与中化（援用中国传统资源及方法）之间取得平衡？
林岗：主流的学术方法和规范大体上来自西方，这一套东西我认为它还是探求真知陈述发现的比较有效的方法。它的长处是比较理性，讲究逻辑，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步骤清晰可循。即使作者不在了，后世读者也可以仅凭文本就能大体还原作者的思想。而中国古代学术着述更多的是作者主观的体悟，注重“灵光一闪”，后世读者很难不依赖作者、不研究作者人生经验就能理解文本。读者必须与之体悟相通，反复勘验，达到与作者当时同等境界才能理解作者的思想。这点与中国绘画很像，它是传心的，要求观者必须与画者有同样的文化传统、体悟和境界才能理解其“妙”。又如金圣叹在评点中经常就着一个“妙”字。至于“妙”处如何个妙法，他不多着一言，但聪明人当可会然于心，一点即通，无须繁琐论证，喋喋不休。对“知音”来说，语言往往多余。如果说中国学问传心，那西人学问就是传理。理多言繁，又近似于“学术八股”，不过总的看这一套方法和规范是有利于现代学科知识传承的吧。
贰 用理性照亮人类活动的阴暗角落
羊城晚报：什么样的原因触发您写这本书？
林岗：往好里说是想为地方文化尽绵薄之力吧。岭南开辟史上秦征南越当属里程碑式的一页，其实也是华夏文化南渐的一个生动案例，虽然发生于两千多年前，但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文化或者不无裨益。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写作给您什么启发？
林岗：历史叙述按照惯例几乎是不涉及人物动机的，因为史无明书，牵涉则近于猜测，让立论基于猜测是叙述历史的大忌。这本书原初写作的时候也没有现在的第一章（讨论秦始皇征南越的动机）。出版家岑桑先生读了初稿，建议我不妨讨论秦征南越的动机。我非常感谢岑先生，对秦征南越动机的推测让我从历史文本留下的缝隙中感悟到许多道理。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人做事是有动机的。这意味着非理性也扮演了人类活动的一定角色，某种情形下它甚至是主要的角色。历史叙述应当用理性照亮人类活动的阴暗角落。
羊城晚报：但这样的讨论有很大的困难。
林岗：对，因为这很难进行考据，往往没有确切的证据和结论。但要理解人类的行为，不进行探讨是不合理的，我宁肯看法不是最终结论，或者两可，也要多说几句。
羊城晚报：所以，在书中能看到“据说”、“应该是无可疑的”等用语，好像和通常的论文写作表述不一样。
林岗：这和我的文学训练也有关系，因为评论如果不讨论作品中所带的感情，没有审美的感受，那就变成纯粹的版本和文献学的考据了。应该把文本和人心二者结合起来。为什么有的历史着作往往给人“面目可憎”的感觉，就是因为无法触动心灵。秦始皇都已经灭了六国，为什么还要在乎未曾见过的周鼎，非要捞到不可？他就是一个迷信的人，或因无周鼎而感到“天命”未完全降临，从而有了“泗水捞鼎”的荒唐举动。因捞鼎的举动而旁生枝节，备受挫折，由此怪罪南方的神灵，于是才产生征南越的决策。这算是聊备一说吧，但这个源于非理性“恶念”的征服却将西江流域的广袤土地融入到更广大的黄河、长江流域，华夏一体，中国也从此成了跨流域文明的国家。这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这正可以为黑格尔恶才是历史演变动力的看法做一有意思的注脚。无论秦征南越是出于秦始皇的野心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它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看人看事看历史并不需要时时都将动机与后果等量齐观。我希望我的看法能给人以启发。
叁 秦征南越是中原文化传播的好样本
羊城晚报：有田野考察，文物引证，史料引述，这种跨界写作是不是一种趋势？
林岗：因人而异吧，自古以来就有专治一经，也有博观群书。我自己兴趣虽不离文史，但也时常改变。有时写写这个，有时写写那个，取之以为一种“自我训练”，由做一件事起铺垫一个基础。
羊城晚报：包括《口述与案头》、《明清之际评点学之研究》的写作在内，您这种文史交杂的学术思路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着作《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边缘解读》等有明显不同，是不是您的学术研究开始从宏观论述转向历史考证？
林岗：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练笔”。欧洲文化强势有力的时候，秉持的是殖民的传统；而中原华夏文化强势有力的时候秉持的是绥靖的做法。绥靖是一个与异己势力相遇、接触时的缓慢推进的过程。古代地中海世界和近世欧洲殖民运动，铸造了不同文化融合的“熔炉”，而华夏世界自春秋以来，甚至远迈春秋就是一个不同文化的“熔炉”，但这两个“熔炉”的“冶炼法”完全不同。秦征南越就是一个中式“冶炼法”的观察样本。当中原文化播迁到一个新的异质文化区后，它会寻找一个和本地文化的最大“通约数”——世俗生活、经济交往。这种惯性延至今天。今日中国在非洲受到当地人的正面评价，因为中国人将价值观不同放在一边而“不问是非”，但贸易、投资、铁路、水电等互惠和援助，提高了非洲人的生活品质，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与欧洲殖民的“换人”——杀戮、“换心”——传教完全不同。南越王赵佗是河北正定人，祖坟如今还在正定。他称王南越，脱掉中原的服装，和当地人一样“魋结”，改中原正坐为“箕倨”。古人说“有容乃大”，但这不仅指君子的气度气量，更重要的是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最大“通约数”发现的智慧。
肆 历史允许“合理的想象”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提出的有些观点和传统主流的说法不一样，比如说秦始皇征南越并非“统一”，而是扩张和征服的行动。
林岗：殖民扩张是为了利益，秦始皇征南越既不是因为安全的威胁，也不是因为巨大的物质利益。古书说秦贪南方的奢侈品故征南越，但奢侈品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历史学家往往是从“统一”的角度来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但“统一”是和“分裂”相对应的。从来就未曾属于过你的，自然就谈不上“统一”。汉武帝讨伐南越国是“统一”，但秦始皇征南越很难说是“统一”。
羊城晚报：您对《淮南子》作为史料的可靠性有所怀疑？
林岗：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对《淮南子》作为史料的不可靠性讲得很清楚了，我不过在前辈的基础上展开而已。《淮南子》说秦征南越时兵分五路，但我们设身处地到现场考察，就发觉它是想当然。打仗要考虑大队人马行军、后勤补给、物资运输等，况且征战是孤军深入，补给线畅通是生死攸关，而补给只能仰赖水路。在丛林高山阻隔的年代，征战只有通灵渠沿漓江达西江，占领和扼守南越大地这条动脉，才有制胜的可能。《淮南子》所说的五路并进，不仅与史地不合，更似天方夜谭。考古发现的秦人县治所在地无不建于水路交通线上，更是提供了间接的证明。
羊城晚报：征南越的唯一路线是您的发现吗？
林岗：鉴于《淮南子》的说法是古书文献记载的唯一说法，我们只有信与不信。我是不信的。而征诸目前所见的历史遗迹与考古发现，我认为灵渠而通漓江而达于西江的水上路线是唯一可能的路线。
羊城晚报：中国传统史料记载，如《史记》有些章节更多的是文学笔法，它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在哪里？
林岗：五四带起疑古的风气，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凡古皆疑，这又过头了。落实到具体之处，有一个当疑与不当疑的问题，这考验当事者的智慧。司马迁《史记》确有小说家笔法，但都在细节描摹上，但大关节是靠得住的。小枝小节不妨丰富充实一些，这也暗合新历史主义所倡的观念。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有不少取自“远方的人的传说”。但是《淮南子》作为史料则是大处有问题，不妨起而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