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到2015年广东、福建、天津三大自贸试验区设立，再到2017年3月31日，辽宁、陕西、河南、浙江、湖北、四川和重庆7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覆，中国将拥有11个自贸试验区，自贸区战略正式步入3.0新时代。
对香港而言，最息息相关的就是广东自贸试验区。香港与广东经贸合作最广为人知的是从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开始，香港以「代工」和「直接投资」的方式，把制衣、钟表珠宝、家具等多个传统制造业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广东，继而形成了香港-广东产业合作的「前店后厂」模式。也即是品牌行销、研发设计的高端服务环节留在香港，制造加工组装环节放在广东。
通过产业链分工达至双赢
粤港合作的1.0版，是通过产业链分工达到双赢的局面。得益于香港对广东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一方面，广东农民纷纷洗脚上田，进城务工，涌现一大批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并衍生出多个知名制造业品牌，广东产业集群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的需求引发了「孔雀东南飞」的中国劳动力的大迁徙现象，广东一举从「南蛮之地」转变成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
对香港而言，成功摆脱了制造业用地「捉襟见肘」的制约，通过「腾笼换鸟」，大力发展金融证券、转口贸易物流、批发零售、专业服务等附加值高的服务业，香港服务业国际大都会的地位得以树立。
鉴于亚洲金融危机和「沙士」病毒对港经济的冲击，中央政府在2003年适时推出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开启粤港合作的2.0版。在监管和限制较多的服务业领域向港澳地区广开绿灯，进一步释放了香港的服务业优势。
基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合作」
2015年4月，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广东自贸试验区由深圳前海片区、珠海横琴片区、广州南沙片区组成。这对香港来说，无疑是继CEPA后的又一利好。特别是深圳前海片区与「深港服务业合作区」的双层叠加，成立初衷就是深化深圳和香港的服务业合作，对于新界的香港新生代来说，到港岛和前海的距离已经毫无差异。空间距离不再是阻碍粤港深度合作的「鸿沟」。
与粤港合作的制造业1.0版、服务业2.0版相比，基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粤港合作3.0版重点在「制度合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粤港两地合作已经不仅限于经济合作，而是上升到制度合作的层面，港人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创新创业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政策利好」和「制度利好」。港投资人和大专毕业生可以依托香港的自由港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到前海、南沙和横琴寻找更广阔的投资创业空间。其中，「深圳大疆无人机」就是一个很好的粤港合作案例。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团队在科大老师的协助下，利用香港自由港的国际化、便利化、市场化的优质营商环境优势把总部设在香港，利用广东完整的机械制造产业链优势在深圳制造无人机。这种高新科技发展模式亦可以成为未来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的着力点。
基于「前店后厂」模式的制造业合作体现了粤港两地70-90年代工业经济发展的主从关系；基于「前点后网」模式的服务业合作的体现了港粤两地00-10年代服务经济发展的互补关系；而基于「自贸试验区」模式的制度合作则体现了港粤两地在当今开放性经济建设浪潮下的协同关系。
相对于港府重点投入宣传的「一带一路」概念，广东自贸试验区对香港的机会却没受到更多的官方和传媒关注。统计2015-2016年香港主流报刊的报道，标题含「一带一路」的资讯达3,253条，对比之，标题含「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报道只有1条。笔者认为，相较于「一带一路」，广东自贸试验区为港人带来的机会和利益更为明显和直接。港府在「一带一路」宣传的同时，应加大对「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港的宣传投入。
「时代变，人物风景都改变」。面对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人的态度不应是无视或淡然，也不应是恐惧或拒绝，而是继续发挥香港国际化的「软实力」比较优势，积极分享内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和「制度红利」，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发展和平稳发展。
（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