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及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日前，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毛艷華教授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表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已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放到國家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並非首次提出。早在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灣區經濟”，把粵港澳城市群勾連起的灣區作為一個整體規劃。2015年3月，在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一帶一路相關文件中，則提出要“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並於2016年，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正式被寫入國家十三五規劃中。
在毛艷華看來，粵港澳三地的協同發展已有一個良好的基礎。三地已形成良好的產業分工合作關係，區域跨境基礎設施網絡逐步完善和CEPA安排為內容的制度合作基礎。在這三個基礎和條件下，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毛艷華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和發展有利於港澳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融合發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於進一步打造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有利於發揮三地協同效應，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加快構建世界級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對於未來的發展，毛艷華認為，可以從創新區域合作機制機制、優化區域產業分工合作體系，做好優質生活圈規劃，建立城市群層面的協調機制以及培育利益共享的理念這五個方面入手。
專訪全文如下：
中評社：您怎麼看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毛艷華：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首次寫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表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問題提升到了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放到國家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把該規劃上升到國家戰略，主要是出於發揮港澳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優勢，解決港澳經濟轉型發展問題的瓶頸以及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這三大方面的考量。
第一，更好地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特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高度國際化，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許多獨特的優勢。因此，做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可以更好地突出和發揮香港和澳門在國家新時期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助推港澳經濟轉型發展，確保港澳地區的繁榮穩定。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下，港澳經濟自新世紀以來轉型發展面臨著一些問題，通過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有利於港澳更好地拓展自身經濟功能和營商規則優勢，更好地融入內地改革開放進程中，從而解決內部經濟發展問題，順利進行經濟轉型。
第三，有利於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統領“十三五”時期對外開放全局。就經濟規模、基礎設施以及對外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等各個功能領域方面，內地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區域可以和粵港澳地區相媲美的。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粵港澳大灣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評社：既然該計劃如此重要，那它未來對粵港澳三地又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毛艷華：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響。
首先，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能夠促進港澳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整合，實現一體化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香港製造業轉移到珠三角地區，港澳地區與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前店後廠”的製造業合作模式，但這僅僅停留在了產業層面的分工合作。自2003年CEPA(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實施，港澳地區與珠三角的制度合作也逐步推進。如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則能直接促進粵港澳三地在制度層面的進一步整合，提升區域一體化水平。
其次，從居民生活角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有利於進一步打造三地的“一小時生活圈”。粵港澳三地有著迫切交流的需要，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能使粵港澳三地居民的交流更為便利，使“一小時生活圈”、“一小時學術圈”成為現實。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能有效發揮三地協同效應，創造一個吸引全球高端人才集聚的環境。香港擁有國際化人才網絡資源，珠三角地區有很好的產業化鏈條和國內大市場，粵港澳三地可以協同發展，形成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中評社：那麼當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條件有哪些？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又面臨哪些挑戰？
毛艷華：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首先，粵港澳三地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產業分工合作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逐漸轉型成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經濟體，成為國際重要的服務、航運、金融中心，澳門成為國際旅遊休閑中心，珠三角成為全球製造業基地，就是區域產業分工合作的結果。
第二，港澳回歸以來，跨境基礎設施逐步完善。如今，港澳和珠三角地區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網絡，包括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大型跨境基礎設施很快就要完工，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奠定了很好的發展基礎。
第三，粵港澳三地有制度合作的基礎。CEPA安排從2003年實施以來，至今已有14年，在CEPA框架下，粵港澳三地的資金、技術、人才、商品和信息等資源要素流動得到了很大促進和改善。
在這三個基礎和條件下，進一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當然，當中面臨的挑戰也不少。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跨境合作的問題。儘管已有了上述的制度合作、產業分工合作基礎，但粵港澳三地是三個關稅區域，仍存在關稅等邊境管治問題，各種資源要素的流動依然要受到邊境管制。此外，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還是有差異的，這些都會為三地區域的合作帶來挑戰。
另外，粵港澳區域的產業發展質量和層次不高，珠三角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中處於低層次。與紐約、舊金山、東京等國際典型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能力是短板。
第三個就是環境染污與生態保護的問題。環境污染及生態惡化是不容忽視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去解決。
中評社：那粵港澳三地在這個計劃中各自有哪些優勢和短板 ? 三地在哪些領域可以進行合作互補？
毛艷華：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澳門則是國際休閒旅遊中心。香港的國際化水平高，自由開放，能吸引國際高端人才要素。但就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發展來說，他們的短板是政府在規劃中推動力不足，主要依賴於市場，在區域規劃中政府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
對於珠三角地區，地方政府則積極有為，能積極推動並設法解決區域合作與規劃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但出於地方發展的動機，容易造成惡性競爭；地方利益會看得太重，出現市場保護的情況。
至於三地優勢互補方面，我認為，可以把港澳高度的國際化水平、國際化專業人才與珠三角廣闊的市場優勢和產業優勢結合起來，共同打造全球價值鏈、供應鏈和創新鏈，提高城市群產業國際競爭力。另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一個整體來規劃，珠三角可以借香港的國際化走出去，粵港澳攜手參與和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從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對中國內地直接投資二方面來看，香港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集融資平台。近幾年，仍然有高達70%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於香港，同時有50%左右的中國內地對外直接投資經過香港。因此，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能更好地發揮香港投融資平台的作用，解決珠三角發展的資金需求，帶動泛珠三角地區“走出去”。
中評社：您對這個發展規劃有哪些建議？
毛艷華：我認為，要做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發展可以從創新區域合作機制機制、優化區域產業分工合作體系，做好優質生活圈規劃，建立城市群層面的協調機制以及培育利益共享的理念這五個方面入手。
第一，創新區域合作的體制機制。要讓商品、資本、技術、人才和信息等在大灣區和城市群中有序地流動起來，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在CEPA框架下廣東應繼續“先行先試”，發揮廣東自貿試驗區等平台的作用，推動粵港澳貿易投資便利化，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形成優勢互補的產業分工體系。我認為，大方面要考慮如何更好地把香港貿易、航運、金融和專業服務等優勢產業與珠三角的製造業對接起來，形成優勢互補的產業分工格局。更小的層面要考慮高端生產性服務在香港、廣州、深圳和澳門等主要城市的功能布局問題，更好地形成城市群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效應。
第三，做好優質生活圈的規劃。包括城市群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解決好跨境基礎設施的通關便捷問題，形成網絡化，真正實現“一小時生活圈”。還要重視大灣區的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問題，合作解決跨境和跨界的染污防治問題。
第四，建立起城市群規劃的協調機制。一直以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和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在推動粵港澳區域合作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下一步還應成立國家層面的部際聯席會議，統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協調重大區域合作問題。還應成立城市群層面的規劃委員會，明確各城市的功能及地位，推進城市間的分工合作。
第五，培育利益共享的理念。大灣區城市群規劃必然會涉及到利益共享、分配和補償等問題，因此，粵港澳三地要形成區域合作共識，培育利益共享理念，要建立區域合作的補償機制、分配機制，解決區域利益分配協調問題。
毛艶華，現任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海上絲綢之路與粵港澳國際合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協同創新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等。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區域經濟和港澳珠三角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