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内容较为宽泛的地理概念，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包括就业、居住和国际交往等范畴。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广东自贸试验区要引领高水平国际化城市建设，结合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形势背景和核心任务来看，既是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源配置中心，比如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等，但均是强调产业集聚发展和经济功能提升的效应；更重要在于构建国际化、高标准的营商环境，著名的国际交往中心，从而作为自贸试验区成为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重要着力点。
前海蛇口片区在广东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中，发展基础和周边配套最好，高素质人才集聚效应明显，深港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定位非常明确。这是一个被国家寄予厚望，具有战略支点意义的“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前海蛇口片区有能力有责任成为衡量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最高水平的标杆。因此，建设国际化城市尤为关键，甚至应该放在比“三中心”更为上层的高度来看待。
明确了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内涵和战略意义，需要进一步细化分阶段的发展目标、参照指标和对标城市。第一阶段是要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提升开放型经济功能，建设中国自贸区新标杆。诚然，深圳与北京、上海相比，无论从经济总量、资源配置水平和国际知名度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因此前海蛇口片区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立足点就是追赶北京、上海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区域，朝着中国最高标准和开放度经济区域的目标前行。参照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经验尤其是政策设计理念，充分利用前海实行“特区中的特区”的政策先行优势和与招商局集团强力合作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制度创新和营商环境高地态势。具体指标主要是借鉴北京中关村“1+9”系列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营造与高新技术产业兼容的政策环境；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关于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制度创新框架，自贸试验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建设机制，以一级地方政府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探索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一系列重大金融基础设施和交易平台建设成果，作为前海蛇口片区建设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金融创新中心之重要参照物，这是对前海蛇口片区初始阶段发展目标的现实定位。
第二阶段是对标香港与新加坡的营商环境，建设中国大陆自由度最高的经济功能区。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脱离开放谈内部发展，很容易陷入闭门造车、夜郎自大的被动局面，扩大开放能够为前海蛇口片区提供外部竞争压力和参照系，认识到自身与高水平标准的差距所在，从而形成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高标准的改革创新共识与动力。然而，前海蛇口片区作为国内与国际接轨的重大平台，一开始不能靠自说自话和自立标准，此时更应该着力于打破自身的不合理的制度藩篱，强化压力测试，与国际社会的普世经济价值融合（尽管它也非利益中性），同时须有博大开放胸襟接纳会触碰既得利益的新业态、新模式。因此，前海蛇口片区需对标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贯穿企业生命周期11个领域的指标体系，即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解决破产和雇佣劳工。从法律法规框架的构建力度、监管程序的成本和效率提高前海蛇口片区营商便利度。TPP、TTIP、TISA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边境内措施，同时，香港和新加坡优化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比如宽进的市场准入和严格的市场监管，都是前海蛇口片区的制度创新方向。深港合作在该阶段需朝着规则融合、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迈进，达到了香港与新加坡的营商标准，基本形成了与全球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对接的软实力。
第三阶段是对标纽约和旧金山的国际交往能级，建设中国争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策源地。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旧金山湾区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强大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也发挥诸多国际交往功能。纽约是许多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众多国际会议论坛举办地，往往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直接输出地。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乃至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都彰显中国的建制努力和制度抱负。前海蛇口片区建设国际化城市，需要更加积极与国家对外开放战略联动，着力点在于办好更多的高水平国际会议，尤其在互联网、金融、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优势领域能形成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影响能级的国际高水平会议论坛，同时争取国际经济组织在前海蛇口片区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总部，使之成为中国争夺制度性话语权的重大平台。
推进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国际化城市建设的三个阶段，是一种递进式的目标序列而非时间顺序。诚然，前海蛇口片区当前一方面稳健推动自贸新城建设，提升资源配置、外溢辐射、产业集聚等经济功能，一方面也在国内外积极寻找高位标杆，为“特区中的特区”再添国际化、开放创新元素。
（供稿：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朱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