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14日，“重识文学批评及作家论的意义”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张新颖，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南帆，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于可训，作家阿来、刘庆邦、王跃文、东西、田耳，《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以及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林岗，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张均、郭冰茹、陈希、刘卫国、刘志荣、胡传吉等。
南帆（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社科院院长）：
文学批评是意义的再生产
文学批评有什么意义，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文学有什么意思？干嘛要有这么一个东西？
文学批评是意义的再生产，这个意义生产的概念基本上是相对物质的生产而言。大家对于物质的生产已经非常熟悉，一辆车、一盏灯，都是物质的生产。但是，有时候，每一种物质不仅仅有物质的意义，比如说，一栋楼是可供居住的，但如果我们知道这栋楼房还有宗教的含义，它是庙宇或者是教堂，或者我们觉得这栋楼房看起来非常雄伟，它就产生了宗教的意义，或者是美学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不仅生存在物质的空间，我们同时还生活在各种意义的空间。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对于作家来说，他同时生产物质和意义。作家已经生产出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我们这些做文学批评的人还有什么意义？以《红楼梦》为例，大多数人都明白那里面就是三角恋爱，但后来文学批评家发现出了很多新的意义。比如说反封建，比如说阶级斗争……诸如此类，这些意义都是批评家发现的，他告诉读者这部作品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尽管是同一个物质、同一座大楼、同一本书，但我们的意义继续生产，我们的空间更大了。当然，这些意义并不是互相一致，它们在斗争和博弈。
各种意义都在我们身边竞争，我们选择一种，我们否认另外一种，文学批评在中间推波助澜，我们强调发现了一种，我们也赞成另外一种，同时我们告诉大家有另外一种含义值得我们警惕，我觉得我们参与这样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甚至是解读这个世界、整个符号世界所做的工作。
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把工作做得更朴实和笨拙
像每个时代都要重新发现文学一样，今天这样一个基本上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代，要以批评为专业、职业，会面临着以前所没有的挑战、尴尬和困难。不妨把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尴尬和困难作为一个前提，接受下来。因为困难赋予这一项工作新的意义，也就是没有困难的工作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第二，一个批评家是带着全部的信心从事批评工作的，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智慧、才华和个性是他批评的来源。但是一个批评家并不一定要直接地把这些东西显示出来，我觉得批评家要做比小说家更让大家都以为全然不值得看一眼那种人，你要强大到能够忍受人类所有的委屈。特别是在今天，当全社会都在比生活经验丰富，比见多识广、比说话聪明、比才华的时候，一个批评家不妨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加朴实和笨拙，好像是一个没有生活、不懂文学、没有辩解、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的人做出来的工作一样。
我觉得在超出个人的意义上，批评这一项工作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有这样的自觉的意识和担当，就是它需要沟通创作和研究两个领域，沟通社会和学院两种空间，特别是大学老师，还有一个沟通个人研究和课堂教学两种形式的任务，批评作家论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术空间，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评论也是一门艺术
王国维以后，中国人对于作家作品文本的鉴赏是非常的有特点，这种传统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断了。当然，这和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大量地引进西方的批评理论有一些关系，不过每个时期也都有一些评论家，包括一些作家的批评，还是延伸了这样的传统。现在，我依然觉得在不断地学习西方的批评理论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召唤已经消失了的我们古文论的元素，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文体家，批评家和作家一样，他是具有创造性的。评论也是一门艺术，是进入研究的先导，既可以引导读者关注作家作品，更加重要的是也可以构建学术的大厦，所以作为与作家文本对应的存在，它作为文学世界的另外一个部分，成长中的文学的批评在未来有很大的空间。
于可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批评的作用在于知音
中国古人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解是交友，我要和过去的人，以及和我见不到的人交朋友，读其书，然后直接和这个人相处，才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所以特别重视知音的作用。文学批评重要的作用在于知音，就是和作家交朋友，和作家形成一种心灵上的默契和交流。
在历史上，有很多作家喜欢批评家，觉得批评家对于他们的创作有好处；也有很多作家不喜欢批评家，谩骂批评家，觉得批评家是一无是处的家伙，在那儿乱叫。在现实生活中，应该说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一种很复杂的平等的关系。有人说到，批评家和作家太近了怎么办？我觉得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可以尽可能地近一点，天天在一起喝酒最好了，越亲密越好；但是当我们做文学批评写作的时候，最好是和你的批评对象保持相对的距离，这样的文学批评才比较客观一点。很希望文学批评能够回归到主体上来，回归到把文学批评当做一个寻找知音、和作家真正进行心灵的交流，作家的作品通过这种交流可以产生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把作家放在核心地位
中国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重新思考作家论非常有意思，它会从文学批评内部反思以后怎么走，过去是怎么变回来的。中国人一开始是受到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的影响，诗言志，读其书见其人，中国的文学评论始终把作家放在批评的核心地位。80年代以后，我们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太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太深，所谓的作者已死，所谓的文本细读，所谓的回到文学文体，本来提的是“文学的主体性”，就是作家的主体性，可想不到作家主体消失了，变成了文本的细读。后来又受到新历史主义影响，一切都是历史化了，文学一步一步被政治决定、被政治孤立。为什么以前我们那么看重作家，现在那么看重社会历史的过程，都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所以，以后的文学批评如果再做作家论，恐怕它的模式和方式都要吸取过去的经验，要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王跃文（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多关注“活人”
其实，要我认真地说，文学还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在这个事业当中，我认为对于评论家的要求比对于作家的要求要高得多，如果作家是一个个体劳动，评论家们则基本上还是要按照公共的原则去评价文学，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我觉得作家需要评论，很多的作家还是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研究、被关注。但作家们有一点点不满意，就是关注“死人”太多，关注“活人”太少，所以拜托关在注“死人”的情况下，也要关注一下“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