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读《史迪威文件》时，读到史迪威说他曾经在中国内地某处看到有上百号人如百节虫般去拖一节火车厢，感慨说，中国人之伟岸于此可见，这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黄仁宇提醒我们说，史迪威对中国的观察，除这以外，还叠加着一个严厉斥责国民政府贪污腐败、人浮于事的方面。黄仁宇说，如果史将军愿意深入到细节中去，了解这些个如百节虫般拖车的人的真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他们都是被强迫拉来做苦力的民工，其背后真相，按照西方写历史要写到个人的传统，肯定令人悲伤。黄仁宇进一步说，即使如百节虫般的民众，要动员他们起来英勇抗战，在中国固有之社会体系中，本来就是一件万难的事。查考元明清三代并远至南北宋，都不曾有过全民动员的念头与行动。可是，动员中国却成为晚清以降最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否则，哪里会有百节虫般蠕动的民众的艰辛参与！黄仁宇的意思是，难道可以把一个政府的动员和百节虫般蠕动的民众脱离开来看吗？
历史学家质问得有理，但史将军的正义感也无从指责，历史的吊诡在这一言说中尽显本性，让后来者无语。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最后不忘交待乾隆盛世时因“叫魂”冤狱而备受折磨的每一个人犯的不幸下场，我读后掩卷沉思：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除了帝王将相，不曾有过具体个人的真实记录？后再读同为美国历史学家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他从康熙年间山东一县府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一位姓王的无名妇女的悲惨遭遇检索起，试图还原那个年代中国民间的真实生活情态和思想方式，也让我难以忘怀，因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少有从一位无名妇女开始撰写伟大的历史，笔触深入底层，揭示曾经有过却被人有意遗忘的细节。要知道，“叫魂”中的人犯和不幸的王氏，都是如百节虫般的民众中的一员。
看来，我们从来都不缺百节虫般的民众，却丢失了其中的个体，并遗漏了大量细节。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