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的描述中，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学术的“求真”。黄修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家。他一直感恩于北大的学术传统，他说，“没有这一套治学作风、方法的培育，就没有我。”那么黄修己先生继承了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中大等中文系、语言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您谈谈当时作为学生的感受。
黄修己：在我看来，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中文系有两个“学派”，一派是老北大的一批学人，不妨称之为“北大派”，如杨晦、游国恩、魏建功等；另一派学人则是“清华派”，如吴组缃、王瑶等。这两部分学者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上各异其趣。北大派的强调考据，即注重史料的占有、挖掘与搜集。而清华一派则更重视阐释。这在教学中也反映出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以具体事例谈谈两种学术风格的不同之处。
黄修己：当时游国恩先生负责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的先秦部分，他是屈原研究专家。游先生上课的材料是他自己编的“作品选”，包含作品、注释和古代学者研究诗经的主要资料。那些资料使我们知道前人是如何评价诗经的。再比如讲到《离骚》，他认为“离骚”就是“牢骚”之意。然后用音韵学的知识做细致的考证。这都是教我们要注意多占有资料，学会证明。关于清华派的学术风格，我曾讲过吴组缃先生分析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的脚”，从对鲁迅小说中一个细节的阐释，说明主人公生长的历史背景，爱姑的“钩刀型的脚”是一种“半天足”，体现出她生于清末，长于民国。这样描写既形象又非常简练。这样的解释对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很有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北大”、“清华”两种学术风格不同，学生对其接受的情况是怎样的？
黄修己：两种学术风格对我们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我有一个同学说，我们这批人是跟着游国恩先生的“作品选”成长起来的，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学生不太喜欢考据，年轻人喜欢当作家，不愿学注释、校勘、音韵等。清华的阐释风格比较受学生的欢迎。比如吴组缃先生的古代、现代小说课，有口皆碑。吴先生是作家，懂得创作的奥秘，人们不在意的地方经他一番阐释，突然间别有天地。有的学生说，游国恩先生只懂考据，不懂艺术。这话传到了吴组缃先生那里，吴先生说：说游先生不懂艺术，那还有谁懂？同学们听了很震惊，再不敢发牢骚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学术经历来看，您受哪方面的学术传统影响更深？
黄修己：我所受的影响可以说兼而有之。两种学术风格的交织，使我们既重视考据、证明，也很重视阐释、见解。老师把过硬的史料叫做“干货”，使我们注重资料的占有和积累。不少同学一直在做“卡片”，对现代文学有兴趣的就收集作家的笔名和作品，以及社会、学界的评论等材料。我这一代教现代文学的都从读杂志起步，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读起，一期一期地往下读，边读边做笔记。我写赵树理评传，能找到的晋察冀、晋冀鲁豫的报纸都看。我还到山西去过好几趟，寻找有关赵树理的活材料。所以有人认为我这部评传中有关的背景资料很多，而且阐释也有了根据。讲到《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就是山里的女子愿意嫁到山下，宁愿少要彩礼，造成山区男多女少，才有那么多围坐在三仙姑家门口吃饭的光棍汉，出现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所以《小二黑结婚》看似一个喜剧，实际上是个悲剧。这样来阐释作品，显然是受了吴组缃先生的启发。靠着北大传统的荫庇，靠着老一辈学者的薪传，我们继承了北大的学术传统，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您和一些老师的交往？
黄修己：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是一些日常的往来，见了面就喜欢“侃大山”，有时候在系里碰到，站着也可以聊很久。找老师主要还是请教专业内容。从做学生直到当了老师，倒是一定要去老先生家拜年。我毕业留校之后找吴组缃先生比较多，主要是为了请教对现代小说的评价，例如对茅盾作品的看法。有时也被“敲打”。1980年代初，有一次吴先生感叹没有好电影可看。我说《小花》还不错吧。吴先生来了个当头棒喝：“你呀，你这叫什么文艺批评！”然后解释说，影片中妹妹找到了当兵的哥哥，兄妹都很高兴，手拉手在田野上奔跑：“中国农村农民家庭里的兄妹关系是这样的吗？”然后说柳青《创业史》里写梁生宝和他妹妹的关系，那才写得好，像个中国的农民家庭。
黄修己，男，1935年8月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名誉理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黄修己致力于赵树理研究，连续出版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三部专著。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中断近30年后出现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此后，黄修己先后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学科史研究成果。有学者评价他“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注重实证，求实创新，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独到的审美感悟结合，深邃的史家眼光和丰沛的人文情怀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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