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泰，著名学者。早年肄业江南格致书院，继之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四处讲学。解放后入华东师范大学，后转入上海文史馆。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讲学，1968年返回上海文史馆，1973年辞职回南京。1979年病逝于家。
钟泰毕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学，尤精周秦诸子，下及宋明理学。治学主宋学而不鄙薄校勘、训诂，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一家言。所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春秋正言断词三传参》、《顾诗笺校订》及《口斋论语诗》等。
长春授业
1962年10月，我从南开大学毕业，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我是入所的第二批人员之一，头年入所的同学已上了几门课，其中便有钟泰先生（我们称呼他为钟老）讲授的《论语》。我们加进去，继续上《孟子》的课。一般是上午听大课，下午、晚上自修。
钟老（1887—1979）是南京人，名泰，字钟山，早年入江南格致书院，后留学日本，学生物学。返国后，曾在两江师范教日语，并研究老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任杭州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哲学史》《国学概论》《荀子订补》等书。他精研先秦诸子，研经主宋学而兼治校勘、训诂，并曾和马一浮、熊十力等人先后共事。
钟老颜容清癯，头发灰白，颇重仪表。无烟酒嗜好，亦不饮茶。上课（在礼堂）时持一皮包入，西装革履，气象俨然，不似七十五六岁高龄老人。授课口到笔（粉笔）到，板书刚劲有力，讲课（经、子）、书写均不查书，课后我们据笔记查对原文，一无错误。同门私下议论，这是前清准备应试的基本功底。匡亚明、于思泊、金景芳、宋振庭等先生都曾前来听课。
1964年秋，文史所的大课告一段落，大部分同学下乡搞“四清”去了，我因为刚生了一场病，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和极少数留所同学，参加图书编目上架的工作。当时新楼尚未完工，我和钟老都住在旧楼楼上，接触机会比较多，我真正成了他老的“入室弟子”。“有事弟子服其劳”，他除招我去帮点忙、闲聊，有时还在晚饭后拉我去陪他“散步”（实际是走路，速度很快）。一次“散步”时，他问我讲不讲养生之道？我说，不讲。他说，养生之道还是要讲的，并要我牢记一首诗：“饥时吃饭困来眠，此是养生玄外玄，说与世人浑不解，却从身外觅神仙。”这首诗，好像是宋人的作品。钟老如此厚待我，事缘上完《孟子》课以后按规定写的作业。对我这篇万余字、用毛笔抄写、竖行、半文不白的读书笔记，老先生颇有不满之处，在卷面上警示我，读书作文，须持理、辨理，不得厚诬古人。辞笔严厉。但据说在领导面前则对我颇有扬揄，且深期许。
庄子发微
钟老和他的家族，都是不止经历一次劫难的人。记得我第一次到他房间里去，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说，广东梅县，原嘉应州。他听后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教人摸不着边际的话：你们嘉应州干的好事。我问是何意思？他说，洪杨把南京人害惨了，死亡无算，但说小事一件，我祖母是小脚，也被逼着去抬沙石、搞建筑，苦不堪言。钟老肯定知道，洪秀全的上代是从梅西石坑迁到花县去的，也知道曾国藩说过，“贼起于嘉应，灭于嘉应”。我对钟老说，我的嗣曾祖父李悦郎也参加了太平军，打到武汉，觉得干下去没有意思，便“拉倒”，潜逃到香港，去了芙蓉（马来亚）。
钟老在抗战期间随校迁湖南，1939年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此前，曾在湘乡曾宅“寄脚”。他对我讲了一些对曾家的见闻，说曾家有传统，随时准备待客，预备了许多干净的铺盖。还讲了湘西“赶尸”的事。他问我信不信？我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您老信吧？钟老说，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巫覡之术，不能尽解，信与不信，尽在各人。我听了，感觉他是相信的。
钟老的《庄子发微》一书，是研究了数十年的著作，至1965年才定稿，在上海雇了两位抄写工抄写成册，由文史所出资三千元，影印二百本，全书约四十万言。书中序言是钟老亲笔写的，在定稿本上，他指给我看，某句是有所指的。说这句话，大概是让后人知其本心。“文革”结束后，先生的家属将此书公开出版。我保存的是定稿影印本，没有看到铅印本。学界对此书评价极高，说他“将《庄子》内外杂三篇会通，相互佐证，着眼于本文，论世、知人、探微、显隐，追寻庄子哲学固有的内在理论脉络，作出具体的分析”，认为该书还“揭示出为人们所忽视的庄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爱惜羽毛
钟老早年留学日本，有不少日本老师同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活跃于日本政坛。在抗战军兴后，他急于内迁，就是担心走迟了脱不了身。钟老对我说，你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国破家何在”的滋味，我若留在沦陷区，不就像他吗？钟老说的“他”，是指住在隔壁的李泰棻。李也是文史所请来讲课的先生，原北大教授，曾列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四十人之末位，名噪史界，但他曾任汪伪北平市教育局长，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说，在事关民族大义面前，钟老是十分清醒的。
钟老还告诉我另外一件事。1927年，李济深（字任潮）主政广东，经朋友介绍，聘钟老至秘书处。可能是为使他熟悉地方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李派他到博罗去当县长。他上任才三天，便有钟姓乡绅求见，送来一笔款子，为的是打官司求支持同宗的事。接着，钟姓的对手亦如法炮制。钟老以为书生从政，首宜爱惜羽毛，便决心走人。他将款子交给秘书，让秘书退款。然后从秘书那里取了条子，再给李济深发电报，以寒家有急事处理请辞，从而告别广东，回上海去了。时间过去近三十年，李济深对钟老并未忘怀。1956年，李（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派陈铭枢（真如）到上海活动，任务之一是动员钟老参加民革，并许以若干承诺。钟老对我说，此行陈真如无功而返，他请陈转告李任潮：鄙人年事已高，家人约束只宜静养，所劝之事，敬谢不敏。他的一些知交，忘乎所以，次年在阳谋中纷纷中箭落马。朋友事后闲聊，莫不称“钟钟山洞烛机先，真不可及”。老人说起此事，颇有得意之色。
知几其神
钟老给我们讲《周易》时，指定参考书是康熙朝刻的《周易折中》本子。记得他在讲《系辞下》“子曰：知几其神乎”一节时说，知几，实际就是今人所说的见微知著，看出苗头；神，就是变化、玄妙，不作神奇解。钟老阅世既深，懂得事物变化，确能见微知著，及时果断行事。
1966年3、4月间，社会上正狂热批“三家村”、翦伯赞这些人，寻常百姓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一日，早饭后，钟老叫我到他房间里去。进去后，他并未如以往示意我坐下，而是指示替他将墙上的条幅取下来。这条幅是康有为写的，横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取下后，他接去卷起来，我才发现他的书已装箱了。我问，您老不是说书要留在此处吗？怎么装箱，是否准备运走？钟老说，你还看不出形势吗？这些东西快没有用了，我还留在此地做什么？说着，他从写字台上捡起正在使用的半截墨递给我，说：“这块墨给你留着，师生一场，做个纪念。我日间将回上海，你不必送。”我有点茫然，默默地退了出来。不久，他便动身走了。
他真是有预见，走得正是时候。不走的话，一切都难说了。在红卫兵大串连时，文史所的造反派曾去上海文史馆找他，要他回长春接受批判、消毒，说他在课上课下放了很多毒。他答应第二天到车站会齐，乘上海至三棵树的火车站。但到时不见踪影，再去追查，钟家的人说，他已乘火车走了。据说，人确实乘火车走了，“兵不厌诈”，是家人将他送到南京（或马鞍山）其他孩子的家里，避难去了。
1969年1月，文史所彻底砸烂，我被发配去了吉林省五七干校，在龙井、左家、青沟子战天斗地，干了四年。期间，钟老给我老家（永久通讯处）写信，我收到转来的信立即回复，不知是否误付洪乔，嗣后未能再通候。不过，他治学须严谨、生活宜有序、交友唯道义、夕惕可卫身的精神，刻印在我的心田，永志不忘。在国家动乱中，比较起来，老先生是幸运的，子孝孙贤，晚景堪晴，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和祖国的春天。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经微信公众号“记忆”JiYi_story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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