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化改革意识逐渐渗透到医疗卫生领域。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同时给予医院更大的运营自主权，允许医院通过药品加成或抬高一些医疗服务价格来进行创收，以弥补财政补贴减少的损失。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公社正式解散，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处于崩溃状态；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还很窄，中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还很难有效发挥财务保障、减轻个人看病负担的作用。综合来看，由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完善，政府公共投入的减少，以及不恰当的经济激励措施导致医生诱导性医疗行为的普遍盛行，从1980年到200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持续快速增长，而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例却不断下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所占比例不断攀升，普通老百姓的看病贵问题十分突出。中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1986年的26%猛增至2001年的历史最高值60%。普通老百姓对医药卫生体制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2003年SARS危机的爆发，促使全国社会各阶层重新审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08-2009年，关于“新医改”的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的上演。在座的一些演讲嘉宾也是这一轮“新医改”讨论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时至今日，回顾这几年的改革进程，我们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共识：
1、单纯依靠政府作用或者市场机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难以取得成功。政府大包大揽，容易造成效率低下。医疗卫生领域普遍存在市场失灵，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会使改革效果大大低于预期。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是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2、“三医”联动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单纯改革社会医疗保险，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最近十几年，政府加大了卫生投入、扩大了医疗保险覆盖面，大家有目共睹，但同时导致了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看病贵问题并没有明显缓解。究其原因，医疗服务供给方面的改革没有齐头并进。公立医院改革、药价改革严重滞后于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因此，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三医”联动。
在取得以上两点共识的基础上，本次会议上午的演讲嘉宾就医改中的宏观问题、公立医院改革、商业保险公司在医改中的作用、基层医改的成就与挑战、药品流通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下午的分论坛，各位学者，医院、医保部门的具体实践者，以及业界代表围绕“三医”联动的关系协调、卫生费用控制、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医改的地方经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聚焦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问题，比如医保制度整合、医患关系、全科医生制度、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分级诊疗、社会办医、互联网医疗、大病保险、卫生费用控制等问题。珠海、东莞、中山的领导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经验做法。前面两位同事已经总结过，不再重复。
总的来说，本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会者之间充分交流了思想和意见，能够为决策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三医”联动，从整个医疗体系出发考虑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三个最终目标是提高人们健康水平、为医疗风险提供财务保障、回应群众需求；中间目标包括：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提高医疗质量、增强公平性、控制医疗成本、提高效率。要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我们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卫生筹资、支付制度、医疗服务体系、政府监管、参与主体的行为。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全世界的难题，不可能一簇而就，也不存在完美的医改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不同政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思考解决办法。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比如商业保险公司如何在大病保险中发挥作用；医保制度整合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如何建立合适的医生激励机制，控制诱导性需求；如何建立分级诊疗制度，规范病人的就医行为；如何改变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均衡的局面；如何改革药品定价机制；如何推进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改革等等。
最后，引用中山先生的名言作为本次大会的结束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重道远，需要在座各位坚持不懈的努力！由于本次会议的筹办时间较短，如有招呼不周之处，请见谅。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申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