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先生写岭南既能够写出大众可以领略到的趣味，又能写出大众不能迅速把握的文化精神，写出至真至美。生猛和淡定的对立统一，是黄先生给岭南文化的注解；也是黄先生自己的人生境界。
在中山大学九十周年生日之际，黄天骥先生的新著《岭南新语——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献给母校的生日礼物，献给岭南大地的礼物。
一代名师黄天骥先生的清雅形象不仅是中文系的招牌，也是中山大学的品牌。关于他为学为师的亲切事迹从校园到江湖口耳相传。不论辈分，大家都叫他“黄天”，一唱一和，应答自然，亲和力可窥一斑。作为一个从中山大学本科读到博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生，我没能修过黄天骥老师的课，这实在是个莫大的遗憾。后来高校调整政策，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使得珠海的学弟学妹又有机会零距离欣赏黄先生的风采，每每听他们转述上课的趣闻，我都禁不住羡慕嫉妒。
但是，姗姗来迟的缘分到底还是来了。2013年1月，我竟然有幸与黄天骥先生同台领奖，是“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艺术奖（批评奖）”，得此奖的还有中大中文系的谢有顺教授，颁奖的则有我们的学长刘斯奋先生。刘先生要给自己的老师颁奖，可谓百感交集。对我，这次得奖的更大意义是有了契机走近黄天老师，改变在游泳和散步时的点头之交。
一个下午，我惴惴不安地拨打黄先生的电话，没想到黄先生说他没事都在办公室，原来他办公室的大门对学生是随时敞开的。这次详谈，我知道了黄先生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全明戏曲》，这是一个达5000万字的浩大工程，还得派人远赴海外搜集资料，核对、句读工作就更加繁复，是黄先生在主持这个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我去时他正拿着放大镜亲自核对。
就是在这么繁重的工作之余，黄先生坚持写随笔，在《广州日报》等媒体开专栏，又陆续结集。去他办公室的学生都不会空手而归，我接连得了黄先生签名赠本：学术书有《方圆集》等，随笔则有《中大往事》、《岭南感旧》等，这不，黄先生又送了我新书《岭南新语》。
说起来，我要先向黄先生道歉。记得是夜里，黄先生突然给我电话让我写个序。我真惊出了一身汗。写序是件多么严肃的事情，曾经有写小说的朋友邀我也婉拒了，实在是诚惶诚恐。黄先生的更加不敢当，他是我尊敬的师长，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花城出版社又是我的娘家（我2002年至2008年在《花城》杂志度过“黄金时代”，在这里训练了我从事当代批评的美感经验）。尽管却之不恭，我还是极力推辞了，但黄先生的厚爱却长暖我心。事后好些天，我都感到愧疚，恨自己的文章登不得大雅之堂，但黄先生并不怪我，再次见面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左手学术、右手随笔
《岭南感旧》和《岭南新语》是姊妹篇，分别由我的好友胡传吉和郭冰茹作序。黄先生门下弟子三千，却将自己的心血交付其他专业的年轻老师来写序。这是气度，更是在身体力行地打破学界的森严壁垒，学界一直流传着古代文学瞧不起现当代的传说。我也由此理解了黄先生的良苦用心：不遗余力提携后辈，也是将自己的随笔放到当代文学专业视野里来讨论。
黄先生左手学术、右手随笔，二者相辅相成。学术研究之余，他调节思维频道，开始写下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他的随笔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大的故人往事，一是岭南的风物习俗。这都是他最熟悉、最擅长的领域，将家国之思、学者情怀寄寓饮食家常之中。
与许多学者的文章侧重知识性和文人情趣不太一样，黄先生更愿意放低自己，他继承了古代说书人的气度，追求现场的应和感，读者的会心一笑就是莫大的奖品。心中有受众是黄先生的写作特点，缓缓道来，气韵贯通，像一杯好茶，余韵悠长。
黄先生敏感于当代社会的变化，他对于普及与术业专攻之间的关系有系统的思考，并积极付诸实践。他曾跟宣传部长林雄谈道：
我觉得学术的钻研和普及客观上存在矛盾性，结合得不好便会觉得处处掣肘，左右为难；但只要做得好，就不觉得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引导、组织、支持都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就设在中大，他们协助许多地方政府撰写“申遗”材料，参与当地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反过来也促进了“非遗”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化。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与中山大学中文系刚刚共同举办了“广东省高级戏剧编导培训班”，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
专家谈吃
黄先生开专栏也是在践行钻研和普及的结合：既努力推进岭南的文化建设，又以幽默风趣的文笔让大众在会心一笑中叹身边美食美景。学术是专门的事情，专栏则可将学术的光辉泽及大众。他注重文章的接受性和普及功能，所以，他选择了传播便捷的报刊专栏这个载体而不是专门的散文随笔杂志。这个载体决定了文章要面对平民、面对大众、面对老幼，这就要求作者必须从专攻的学术中走出来，从明朝回到当代，从学术的终极关怀回到大众的普世情怀。
黄先生的文风亲切、自然，毫无架子，他从最日常的事物谈起，谈吃喝、习俗、礼仪……真真是从生活中来，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他从“食在广州”出发，沿着美食进入风俗、心态、历史以及人的精神世界。
如果“舌尖上的中国”让黄天老师推荐美食，他一定不遗余力地推荐自己心仪的“及第粥”，这不仅关乎口感，更重要的是与美学的结合，他从“及第粥”美妙的命名中发现广州人的想象力，从滚粥中发现善于交融杂烩新生事物的广州精神：
包容，是广州人精神之一。及第粥的制作，其精妙处，正在于包容。它的材料，包容了植物和动物。植物有无味的米，有微辣的姜，微香的葱；动物有水上游的，地上跑的；肉质有稍稍松软的，有较具嚼头的，它们各具有不同的蛋白质和养分。至于烹饪，则包容了文火、武火等方式。有些外地朋友，以单纯为美，讲究地道、正宗，而广州人却乐于把不同特质的东西汇于一炉。这兼容并蓄的品性，也直接作用于广州人的舌头，于是我们的味蕾，也有包容的嗜好。(《及第粥的包容与交融》)
黄先生从“叹茶”一叹字中发掘无限的深情与美意；从“打边炉”的打字中发现广州人重视享受美食的过程，我仿佛能看到黄先生对着翻滚的边炉笑意荡漾；他还从一煲老火靓汤中悟到母爱、亲情和家的味道，从蛋挞的制作中感受中西合璧。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习焉不察的食品，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却流溢着五彩粤韵。
在黄先生的专栏里，我知道了流传甚广的符号“西关小姐”的涵义及来龙去脉；了解到足球在广州漫长的历史，原来恒大设在广州不是没有考虑过广州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也是黄先生的文章让我知晓广州很多不为人知的久远的掌故和戏说。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对于我这种生活在广州的外乡人来说，读黄先生的文章正可“解惑”，拂去历史的尘埃，触到岭南大地的脉搏；对老广州则可温故知新，更深地了解这片土地的温度和习性。
我曾经一度在文德路工作，很喜欢街角两个老字号的店名：卖文房四宝的店名“三多轩”、而卖油盐酱醋的却叫“致美斋”。我时常为这两个名字着迷，流连其中并不为购买。深想此两个店名即是岭南文化务实性的最佳脚注：日常生活离不开油盐酱醋，但生活要致力于美；而文化却要接地气，要关照普罗大众——“多子、多福、多寿”——的素朴愿望。简简单单的两个店名富含张力，能支撑起虚实相生的文化空间。谁敢说“致美斋”没文化？饮食得以成为文化大概与广州人不懈的努力分不开。
生猛和淡定
黄先生写岭南既能够写出大众可以领略到的趣味，又能写出大众不能迅速把握的文化精神，写出至真至美。
“生猛，是广州人吃海鲜和看狮舞的评价标准，事实，这一审美观念，影响着广州人对一切事物的评价。”
“生猛，才能够突飞猛进。”
“生猛广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历史传统。”(《生猛广州论说》)
关于淡定，黄先生说淡同澹，老子说“澹然其若海。”淡定，首先是遇事镇定，对自己、对生活，具有充分的信心。淡定又指优游舒泰，自得其乐，享受生活。“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动静结合，乃岭南精神。
淡定是生猛的底子，没有优柔大度，生猛就会丧失基础；同样，没有生猛，淡定就会淡而无味。只有二者平衡协调，岭南才能循序渐进。也只是因为岭南文化的这种包孕宽容、兼收并蓄，才会成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生猛和淡定的对立统一，是黄先生给岭南文化的注解；也是黄先生自己的人生境界：精神生猛、身体淡定；思想生猛、行文淡定。数十载学术生涯，七十多岁高龄仍专着治史，没有淡定的精神底色是不可能进行的。同样，没有生猛的尝试精神，就不会到大众媒体上开专栏，更不会诚邀当代文学青年学者为其写序。他坚持冬泳、骑单车上班，对学生的打扰不厌其烦反而乐在其中、以学生的成就为荣……这些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示了生猛与淡定的浑然和谐。
在我，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还停留在怕俗的阶段，实乃对人生、对自我的理解还很粗浅。再崇高、再伟大的人物也是要面对“沉重的肉身”。吃喝拉撒，就是身体的真理，不能满足，即刻反抗。不能理解俗，就无法理解雅。大雅大俗，每种文学新样式登台都经历了一个由俗及雅的过程。俗是实，是形，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虚、才有神。虚、神、无限必定要寄予到实、形和有限中来。黄先生为师为文，完全超越了雅俗。深厚游刃的学术功底不仅使他的文章散发着古典气息，也内化成他儒雅的身体形象。他不仅是学生们的老师，也是老师们的老师；这批忆旧、新说之着使他超越校园成为所有读者的老师。
新著《岭南新语》让我爱不释手的还有它的封面和装帧：阳光从历史深处照过来，隔着西关的雕花朱门，洒在地板上，斑斑驳驳，也洒在当代人的心灵上，产生经久的回响。书中还有丰富的图片，这些图片也能够侧面佐证岭南大地的历史风韵与沧桑。千年商都就在这一张张图片中吐故纳新，演变成现代城市精神。淡定的图片与生猛的文字相得益彰，拓展了《岭南新语》的内蕴与外延。
□ 申霞艳（青年评论家，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