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 梅骅
1932年生于广东台山，1955年毕业于华南医学院（现中山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1987年应特区政府邀请来深圳建立医疗中心，现任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董事长。
口述时间：2014年11月5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1001号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1987年，我受中山医科大学（后与中山大学合并，现为中山大学医学部）委派，到特区筹建一所国际医疗中心。于是，从1987年起，我与40名同事一起，从选院址开始，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将一个小小的医疗中心，建成一座蜚声海内外，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泌尿外科医院。
在深圳，我们紧跟国际医疗发展步伐，最先在中国制成能够投入临床应用的体外冲击波碎石机，随后在国内迅速普及，还远销国外，在美国引起很大关注；率先建立了生殖中心，特区首例试管婴儿在我们医院诞生；率先完成体制改革，转制成为民营医院，并建立了全国民营医院第一个研究所，积极探索中国民营医院的发展路径。
大学和企业合办医疗中心
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成千上万建设大军齐聚深圳。然而相比之下，特区的医疗基础非常薄弱：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县级医院，一所正在进行基础建设的红会医院，几个区的卫生所等少数医疗机构。这种程度的医疗水平，显然无法满足特区人民的需求。
但是由于特区肇始，严重缺乏建设资金，难以兴建大型医院。这种状况下，特区政府决定请求中山医科大学支援，与企业合办医疗中心。
中山医科大学及其附属第一医院随即派人来深圳考察，发现深圳泌尿外科医生奇缺，青壮年患肾结石、前列腺及尿道疾病者众多，泌尿系统结石发病率达4%，沿海地区达5%~10%，甚至严重到影响劳动力的程度了。各种“老军医”、“男性病专家”的小广告随处可见。
来深圳之前，我在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教授，还是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那时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后不久，是全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泌尿外科专家。于是我们校长就说：“梅教授还是你去吧，帮助开展一些泌尿外科手术。”
那时候政府能给医院的经费非常有限，上步区人民医院（现福田区人民医院）院长先来找我，说合作成立一个国际医疗中心，政府在落马洲划了一块1.6万平方米的地。但我们没有钱，努力了半年时间，还是没有成功。
正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丁励松找我看病，知道了我们的困境，就说：“我带你去找特区发展公司董事长孙凯丰想想办法吧。”孙凯丰对这个事情比较热心，就找了他们下属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现深房集团）的老总来商讨。最后，他们决定把地处罗湖、正在打地基的一栋5层4500平方米的熙龙小楼给我们作为投资，合作建设医疗中心。
1986年，中山医科大学与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签署了为期15年的合作协议，中山医科大学一次性投入经费50万元以及相当于50万元的折旧医疗器械，并派出医务人员主持日常工作。
从此，我开始了一年频繁往返深圳、广州的日子：每周有3天在广州处理学校的医疗、教学、科研任务，4天在深圳处理医疗中心的工作。
借电线当设备治疗肿瘤
1987年1月，熙龙小楼基本落成，交付使用。我带着包括医生、护士以及行政人员在内的40名员工，开始了创建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医疗中心的工作。
初来深圳，又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中山医科大学给了我们两万块钱的筹办费，我们要用这些钱使医疗中心保持一年的正常运作。坦白说这些钱非常紧张，我们想尽办法节约经费：医生护士亲自裁剪病人的被服，技术人员去设计自用的家具，大家一起帮忙搞装修……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医院要转乘一次公共汽车，一次一毛钱，为了节省车票钱，我们就走到转乘的地方，只乘一次车。
就这样从装修到开门营业，我们苦干了1个月。1987年3月1日，各项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正式开门营业。印象最深的是试营业第一周，我们就做了一个考验我们业务水平的手术。那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来我们医院看病，症状是无痛性的血尿，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我用中山医科大学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折旧的上海产的老式膀胱镜，发现他膀胱里长了一个指头大的恶性肿瘤，我们非常重视。
由于我们的设备老旧，并且不全，所以有医生建议将病人转到广州治疗。当时病人已经麻醉好了，躺在手术台上。我想这个肿瘤的恶性程度还不是很高，我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处理。手术设备中，我们主要缺一个电极，其他的都凑合能用。后来我灵机一动，就叫我的助手到我们邻居——机电公司，找一段胶皮电线来顶替电极，消毒后在窥镜下把肿瘤电灼切除了。
就是用这种土方法，我成功切除了肿瘤，患者3年内没有复发，完全康复了。
自制医疗器械轰动美国
虽然部分手术可以用一些土办法治愈，但这不能掩盖我们医疗器械落后的问题。一个好消息是，这时候国际上泌尿外科手术进步很快。1980年，德国开始使用体外冲击波碎石，通过从体外传到体内的冲击波，把结石打碎。不用开刀就可以治疗结石，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德国成功研制了体外冲击波碎石机后，北京大学也去研究，但未能提供临床应用。1987年，我在美国听了相关的报告，了解了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的新进展，就收集了一些资料，准备回来自己做。
从美国回来后，我联系了中国科学院，准备和他们合作研制中国的体外冲击波碎石机。但中科院表示，他们没有科研经费，无法进行研制工作。无奈之下，我就回到广东向广东省科委申请了30万元科研经费，与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合作研制。
经过一年的研究，1988年，紧随上海交通大学研制成功之后，我们的机器就研制出来了，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第4个能够独立研制并能投入使用的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的国家。1988年底，我们就把机器应用到人身上，并在深圳成立了科达公司，专门从事产品的研制和销售工作。
相比国外的机器，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很低。国外一部复杂的机器要卖80万~100万美元，就算简单一点的也要50万美元，而我们研制的仅仅需要50万人民币，卖到国外大概是10万美元。因此，机器研制成功之后很快销往全国，促进了体外冲击波碎石机在中国的普及。
1989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有一个国际性的泌尿外科体外冲击波碎石会议，很多国家参加，我也代表中国去了。
我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对体外冲击波碎石的研究、普及情况，轰动美国。很快，其他国家也来买我们的机器，印尼和泰国还请我去协助开展手术。
体外冲击波碎石技术之后，国外泌尿外科技术发展进步依然很迅速。很快，腔内泌尿外科手术兴起，微创、腔道泌尿外科手术从尿道发展到肾脏。这时深圳的经济条件好转，开始花钱购买一些先进的医疗器械，大家一起开展腔镜手术。到21世纪初期，我们医院的泌尿外科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部分手术水平甚至已达到了国际前列。
在此情况下，1997年，在市卫生局的建议下，我们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深圳泌尿外科医院，成为国内第一家泌尿外科专科医院。
特区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1997年，我们成立了深圳第一家生殖医学中心。其实，1995年我就和“中国试管婴儿之父”庄广伦教授提出，要他来深圳帮我们开展试管婴儿的研究。
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之后中国也开始相关的学习研究。1988年3月，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诞生，这是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也叫常规试管婴儿，主要针对女性不孕。
以前不孕的原因主要在女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环境污染加剧，加上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性病的流行，男性精子数目开始减少，从1.1亿的正常数值，降到现在的1500万，甚至国外认为1200万也算是正常数值。如果男性精子数量低于正常数值，是无法生育的。针对这种由于男性不育造成的无法生育，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有些局限。
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比利时专家Palermo成功进行了世界第一例单精子卵胞浆注射，解决了这个问题。1996年，庄广伦教授在国内成功首创单精注射技术，也即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在他的推动下，国内试管婴儿技术发展迅速。
庄广伦教授是我的学生，1995年，在我的邀请下，他来到我们医院，帮助我们组建了生殖医学中心。
他来了以后，我们从人工授精开始，进步到单精注射。1998年7月11日，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例试管婴儿在我们医院顺利降生。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此后，除了深圳之外，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以及香港的很多夫妇都专程来到我们医院求子。
率先体制改革转为民营
2002年，我们与深房集团的15年合同正式到期。这时国家的政策也变了，大学不能与企业合办医院，我们医院面临着被解散的境地。但是大家辛辛苦苦建成医院，当时已有150多个医务人员，就这样散了太可惜了。我们就到卫生部征求意见，卫生部相关领导告诉我们说：“卫生部正在酝酿医院改制，支持民营医院发展，你们可以率先进行改制。”市卫生局负责人也这么说，而且要把改制的工作交给我来做。
当时我已经72岁了，我本身的工作、科研任务就很重，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但相比而言，我更不忍心医院散掉。想着改制这件事本身意义重大，我就接下来了。
我们医院是靠着中山医科大学50万元经费和折旧器械启动的，在之后的15年里，我们不断省钱、赚钱，积累、发展，到2002年，我们除了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医院的发展外，还剩下1000多万，都还给了中山大学和深房集团。
但是医院的仪器设备我们还要继续使用，只能花钱买下来。我们背后已经没有资金支持了，医院员工都是工薪阶层，也没有多少钱。最后只好大家凑份子，有多少拿多少，先把设备买下来，最后还欠了深房集团一些钱，不过在之后的两年里，我们慢慢还清了。医院和中山大学在行政上脱钩，我们也改名为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从公办变成民营，医院完全要自负盈亏了。一般的民营医院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老板，投入两三年才办得起来。好在我们有基础，卫生系统领导对我们很重视，社会对我们很支持，病人对我们很信任，我们不断开源节流，挺了过来。
闯出民营医院发展路径
曾有市领导到我们医院考察，看了院本部和研究所后，寄予厚望：“你们一定要建成一个科研型的民营医院。”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在公办医院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了像在大学一样，以医疗带动科研，再用科研提高医疗质量。我是博士生导师，习惯了一定要在医疗过程中找课题，发展自己的专科。
一般来说，科研型医院都是付出的，有科研基金才能培养人才。在公办医院时期，医院如果真的不行了还有人帮助，但民营医院是自负盈亏的，很难做到。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开源节流，我们证明了进行科研并用科研成果回报医疗，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质量积累资金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
例如我们建立了民营医院第一个研究所——生殖医学研究所。在试管婴儿研究上，有些胚胎移植到孕妇体内先后多次流产，对于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但我们研究所专门做了一个多次流产防治研究。用免疫学干预的方法，将原来的妊娠成功率从20%提升到80%，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自从转制后，我们开展了很多重要的项目，证明了民营医院不一定只能做简单的治疗，完全可以完成重大的医疗任务，走“医疗带动科研，科研成果提高医疗质量，推动医院发展”的路子。
在公立医院，医生的上升渠道是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而民营医院是助理医师（医士）、执业医师（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的路径，这条道路很辛苦，要有真正的志向和抱负。
医院是450个人的成就
我当初来深圳就是来接受任务的。本来我是学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正在编写全国泌尿外科教材，但学校突然给我这样一个任务，我总要把工作做好。我一直认为，我来深圳开办这个医院是我的使命，一定要办好。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没有什么后悔的。一个人做几个发明，多做一些手术是一种成就，但是我来这里办这样一个医院，也是一种成就，而且是我们全院近450个人的成就，这种成就是扎根在这450个人的心里的，所以我没有任何损失。当然，取得成就不是靠我一个人。我们曾遇到很多困难，也获得了众多支持。正是因为那些支持，我们才发展到了今天。比如在医院新址无法建立，我们甚至无法发出工资快要破产的时候，是政府扶了我们一把，给了我们扶持。还有来这里看病的病人，正是他们的信任，才促使我们不断发展。
1988年3月，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院士，在我们建院一周年之际从北京来到我们医院参加庆典。当他了解到个别职工存在怕风险、怕艰苦、为前途担忧等顾虑的时候，鼓励我们“不要把‘医疗中心’看作是一个小小的职工医院，它是位于国家改革开放前沿的，今后发展要体现一个‘特’字，为特区创造一个现代医院新模式”。
长期以来，这里的工作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本来我应该服务到65岁退休，但直到现在82岁了，我还在工作。我还有很多任务，我的理想是继续做下去，就算是到85岁，如果我还能做，我还要继续。
原文链接：http://wb.sznews.com/html/2014-11/28/content_30770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