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广州11月30日电 11月30日，中山大学90校庆期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到中山大学，给师生们作了一场《我的小说的人物原型》，谈到小说在刻画人物时，真实存在的人物原型、动物原型和故事原型的强大力量，有时可能是很多虚构都无法比拟的。演讲以事说理，幽默生动，不光富有启示，更颇多趣味笑点。特此简单整理。
最近电视剧《红高粱》上映，故事由我的历史小说改编而来，发生70多年前，为什么还能吸引现在很多观众，我想主要还是剧中的人物，不论是主角、配角，都是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能够让观众从他们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从他们的生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从他们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从而使一部历史剧与当下的生活产生密切的联系。因为我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是以我的故乡真实存在过的，或者听过其传说的人物改编的，基本来自于人物原型的描述。
小说《红高粱》中我着墨最多的首推“我奶奶”，由三个现实中的人物合成。“我奶奶”叫戴凤莲，我真实的奶奶也姓戴，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勤俭节约，心灵手巧。另一个原型是我堂姑，被许配给一富户家有麻风病的儿子，40多岁就得了很严重的心脏病而去世了。还有一个原型是我的堂婶，在不到20岁时丈夫就败走台湾，守活寡直到80年代。虽然生活艰难，但是她一直非常坚强、坦然，我记忆中她的头发永远是梳得非常整齐，虽然没有好衣服，也是洗得板板正正、干干净净的，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生活的风度和尊严，确实让我很敬佩。
还有一部小说《生死疲劳》，里面“单干户”蓝脸的原型是我家长的一个50年代坚持不肯加入人民公社的农民，他是一个三代赤贫的贫农，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解放后分到几亩地，因而倍加珍惜。当然我爷爷也是原型之一。他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对者；我爸爸相反，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就做我爷爷的工作，说现在人民公社是先进的，代表进步潮流。我爷爷就说，两兄弟不分家，都不出生产力，更何况非亲非故拢在一起的人，所以他就坚决不入社。最后谈判的结果，我爸爸带着家里的土地牲口入了社，我爷爷就单干，我们那里土地多，他就去开荒地自己种。结果开了种了两年就被公社没收了；他很生气，发牢骚，发完再去开；没种两年又被没收。我爸爸就嘲笑他，说不给公社干活不给公社干活，结果公社有几十亩地都是他开垦的。可见这样的事有多荒诞。
《丰乳肥臀》中的人物“鸟儿韩”的原型，就是曾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做劳工的高密农民刘连仁型；《檀香刑》中的戏班班主孙炳，就是清末时期反抗德国人被抓，后被清政府处以酷刑的高密农民孙文……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命运本身就非常具有传奇性，在我的小说里都变成了素材。写出来以后，这种原型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我用的很多名字都是我真实生活中的、邻居的名字，为此还引起了很多叔叔大爷们的不满。我原本是想获得写作时笔下的亲切感、真实感，写完之后再另起一个名字，没想到小说写完后换不了了，换上一个名字后完全对不上。例如《红高粱》中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曹梦九，后来在电视剧里改名“朱豪三”。“朱豪三”我总感觉不如“曹梦九”响亮，因为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我一看到这个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关于这个人的一系列传说，用了朱豪三，我的这种联想就会被切断。
很多人都有真实原型的，因为就是他们给我提供了灵感，使他们的存在让我感觉到写作的时候如鱼得水，获得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想只有作家获得了这样一种亲切的，真实的感受，写出来的人物才可能是有生命感的，才有可能具有鲜明的个性。
人物有原型，动物也有原型。例如小说中描写的一头牛，跟我放过的两头牛有关系。一头性格暴烈，一头体型健美但懒惰无比，只要套上套索，马上跪到地上，任凭你脚踢、鞭抽，点火烧大腿，死活不起来；套索一摘“腾”地就蹦起来了。后来没办法只好把它卖掉，后来在高密的牲口集市上，每隔两个月就看到这头牛一次。别人一看长得这么健壮就买回去，发现不干活又拉到集市上卖。后来这头牛的职业就是不断地被买、不断地被卖、不断地赶集。所以我想即便是动物也是有个性的。
故事也有原型，《红高粱》中一次伏击战的故事原型，就是发生在我的家乡6里的小石桥上，现在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檀香刑的故事原型就是高密农民反抗德国列强的故事。我想，作家的很多想象和虚构，都不如原型自身的经历更加的传奇，更加的生动，更加有独创性。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了这么多创作中琐碎的事情，主要是想说一些感想：
一是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来写作，尽管作品可以写得上天入地，可以写得牛鬼蛇神，但就像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一样，作家也无法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北方农村的人、北方农村的动物、北方农村的植物。你让我写一位南方的或者城市里的人，我就感觉心里没底，非要写也写不好。我写我家乡的红高粱，能写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但是我后来写过一篇海南岛红树林的小说，由于我不熟悉，尽管也去采访过，也钻到红树林里实地考察过，但还是没有亲切的感受，觉得它跟我没什么关系。有一些有经验的读者提意见，说我的红树林写着写着就变成了高粱地。别人也问我为什么写的都是狗啊、牛啊、猪啊，没有别的动物，我说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动物的原型。小说中也写过猴子，但因为不熟悉，写了一两万字就匆匆结束了，但我写猪的文字就有十几万字。我写牛、写猪得心应手，如果让我写袋鼠、写熊猫，估计我也无法下笔，因为我只有在动物园的笼子里看到过。
第二，小说构成的因素很多，作家写作的时候要锤炼语言，要设计结构，要编织故事，要刻画人物，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围绕着人物来写。贴着人物写是沈从文先生教他的学生汪增祺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写人物的时候不要过多地考虑他的阶级属性，也不要给他贴上好人还是坏人的标签，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首先应该把他们当成人来写，站在人的立场来写，写出好人的弱点，也要写出坏人的尊严，这样才能克服小说的地域性障碍，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至于我小说中的动物，除了描写它们的外貌和性情特征之外，其他的方面跟写人一样，可以说小说中成功的动物形象，都有一个人的灵魂。
第三是作家要想持续不断地写作，就必须克服个人的好恶，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越是你不喜欢的人，越有可能成为你小说中的原型。当然通过阅读报纸、观看电视也可以间接地接触到人，但这样的接触总不如面对面的交流收获更大。只有这样的经验积累的越多，对人的认识才可能越全面、越深刻，写作的时候才越有把握，写出来的人物才越有真实感和生命力。
我曾经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观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自己；当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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