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天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参加了广州市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的联合招生考试。我肯定是考得不好了，没有被心仪的并且可以寄宿的公立学校录取，而是被调剂到原来没有听说过的私立大北中学。大北中学不是完全中学，而是一所初级中学，但是它有少量寄宿床位供新生申请。这算是对我这个考生的照顾了，因为我在调剂志愿里面写了要求住校。
私立大北中学（不久先改为公立广州市第十二中学，后又改为广州市第二十七中学）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的一个祠堂，离越秀山一里多路，学校的学生宿舍和食堂，则在解放北路盘福路路口西北方的越秀山山脚下，即现在越秀山镇海路西端的北侧。虽说学校并非心仪，但因为与山水秀丽风景优美并且人文积淀深厚的越秀山相伴三年，我们回忆初中时代，也颇感快乐。
难忘的是越秀山南麓的体育场，当时广州人更多是把它叫做观音山足球场。那一带，是我们玩耍的天地和锻炼身体的场所。
越秀山体育场始建于1950年，是广州市首任市长叶剑英号召青年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的“人民体育场”。体育场几乎是三面环山，看台依山而建，四百米跑道上面铺的只是筛选过的煤渣。跑道围着的足球场，尺寸符合正式比赛的规格，但仍然是泥沙表面，没有能力种草。
平常时候，体育场完全开放。我们多半是在早晨上越秀山，到越秀山体育场去跑步。人们可以从广州二中所在的应元路方向上来，也可以从盘福路北端这个叫做“大北”的地方沿着现在叫做镇海路的大路走上来再下到体育场，还可以从北园酒家所在的叫做“小北”的地方走上来下去体育场。我们早晨起来到越秀山体育场锻炼，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三两个同学约好了就去，没有人特意组织。我主要是跑60米、100米，偶尔也会跑一两圈。也有些同学很认真地努力提高自己的短跑或者中长跑的成绩。
位于越秀山另外一个山谷的越秀山游泳场，也是在我们读初中那段时间建成的。因为我们学校会游泳的人很少，我也曾糊里糊涂被请进学校游泳“代表队”到越秀山游泳场参加中学生游泳比赛。比赛的组织非常混乱，“热身”试水的时候，一位同学练习仰泳出发，后脑勺狠狠地撞在不知就里正朝他游过来的另一位同学的鼻子上，一时鲜血染红了一片水面。
越秀山的树木很多。星期天如果不回家，我们会到山上其他地方行走。当时，越秀山镇海楼背面的一些地方，正在修路。我们在那里爬山，在一处山脊看到过“南海县界”的界碑，仿佛感觉到一点点庄严。还看到许多墓葬和墓碑。因为开山修路，许多地方挖出棺材，至于挖出骨塔，那就更多了。有一次我们还看到已经挖出来了的一具形状还基本完好的尸体。
从我们住宿的地方走上越秀山，大路两旁种的是当时就已经粗壮的印度橡胶。为了多知道一点橡胶树是怎么回事，我掏出小刀在树干上拉了一下，不成想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位胖墩墩的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表明他的管理员之类的身份，和颜悦色，就把我的小刀给没收了。这对我打击颇大，因为那时候一个初中生有一把可以折叠的小刀，并不容易。不过，我也只能默默承受。
越秀山不仅给我们山林游玩和身体锻炼提供了场所，也是我们开始参加社会活动的地方。
那个时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胜利气氛还是很浓，不仅“十一”国庆节会游行检阅，“五一”国际劳动节也会组织游行甚至检阅。大概是1955年的“五一”节，我们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全市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的节日游行，接受位于体育场西端主席台上的一溜首长检阅。少先队员方阵，每人手持一只鸽子，排在整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随后才是威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州部队”。我们是排练过几次的，排练的时候也已经走得比较整齐了。想不到“五一”前夜广州下了大雨。“五一”当天，雨倒是停了，但是煤渣跑道上有不少积水。我们佩戴鲜艳的红领巾，穿着白衬衫蓝裙子或者蓝裤子，鞋袜也比较整齐，很有朝气地走入运动场，迎来一阵掌声。沿着跑道走近主席台的时候，想不到前面跑道上却有一大滩积水。排练的时候，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遇到积水或者其他障碍怎么办，结果大家跳来跳去躲避积水，队伍马上就乱了，只感到后面不为所动的解放军方阵，威严地压了上来。现在想想，这一定会让主席台上的人感到非常扫兴。
从原理上说，节日游行好歹应该有一点喜庆气氛。比较不那么喜庆的，是那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我国，在中山路一带接受多少万广州市民的夹道欢迎，我们也是被组织去“热烈欢迎”的市民。那次，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中山四路两旁站了三个多钟头，最后看到的，是几秒钟就在我们面前闪过的贵宾车队。记得为此我还写过题目为《四个钟头和四秒钟》的小品文。另外一次，是停课去越秀山下的中山纪念堂，坐在二楼的边厢，听来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演讲。讲了些什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好在这次活动不累，而且格罗提渥和陪同他到广州来的叶剑英元帅，都是军人，都穿着蔚蓝色的非常考究的将帅服，给我们留下一幅亲切中不乏威严的画面。
越秀山体育场常常有一些体育比赛和体育表演，开放给市民免费观看。我记得张晶莹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她曾经在这里的一次田径训练中表演跳高，体育场大喇叭说她是我们广东的运动员，曾经获得过全国冠军。另外，我还在这里观赏过苏联体操队的表演，首次观赏了当时认为难度很大的十字悬垂。现在想想，苏联体操队的表演一定是打折扣的，因为当时的场地条件和设备条件，按照后来大家认识的标准，都相当简陋。
最多的还是足球比赛，来自粤东的梅县足球队最出风头，还有广州工人足球队、华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足球队等等，以及水平比较高的广州市集训队。比赛的时候，全程会有现场广播做一些基本的解说，意在普及体育知识，提高人们的观赏水平。足球比赛是拼得很厉害的，但是解说员告诉我们，其中绝大部分拼抢，都属于“合理冲撞”。就这样，越秀山体育场渐次成为广东足球的一块风水宝地。都说靠山吃山，我们紧挨着越秀山，自然比别人多饱眼福。
我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场越秀山体育场比赛，是初中毕业以后的一天，我“回到”这里，见证北京足球队在友谊赛中一比一扳平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国家足球队。
话说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是苏联足球的巅峰时代。当时中苏关系比较好，苏联派出真材实料的国家足球队，到我国巡访一个多月。这期间，苏联国家队与我国的足球队要在广州比赛四场，在上海比赛四场，最后在北京比赛两场，一共是十场。中国方面，自然非常重视这些难得的学习机会，调集了长春队、沈阳队、红旗队、上海红队、沈阳部队队、一机部队、八一队和北京队与之比赛，其中北京、八一两队在广州和北京两个地方都与苏联队比赛。北京队和八一队当时不仅是我国足坛的双雄，而且临时还有个别别队的队员配备进来加强力量。
妈妈知道我喜欢足球，花了人民币一元钱的大价钱，给我买了北京队迎战苏联队的球票，当时我们家七口人星期天改善生活买菜的预算，也不过就是一元多钱。
北京队的优势在前锋和门将，前锋有张宏根、方纫秋等，方纫秋来自上海，门将是张俊秀和徐福生。八一队的卫线非常坚强，领衔的是陈复莱，我们小伙伴传说他已经是解放军的校级军官。北京队和八一队的主力队员，都有过比较长时间在当时的世界足球强国匈牙利训练的经历，此前我就在越秀山体育场看过八一队穿着在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比赛时受赠的蓝白宽条直纹球衣的表演比赛。至于北京队，我们就更加熟悉了，因为连续两三个冬天，他们都拉队到广州中山大学（原岭南大学）难得的草地足球场训练，供我们围观和崇拜。
在广州迎战苏联队的比赛一共就是这么两场，其中第二场是八一队迎战苏联队。为了打好这一仗，北京队把门将徐福生借给八一队。我的一些同学看了这场比赛，说八一队打得非常艰苦，非常顽强，最后也是一比一打平。
我观看的是北京队迎战苏联队的比赛。比赛开始之前，“加演”了一场当地足球队的练习比赛，双方是广州工人队和广州集训队，结果工人队净吞十一个蛋，合每人一个。于是看台上就有人说，今天北京队和苏联队过招，希望不会是零比十一吧。
比赛开始了，苏联队出场的守门员，居然真的是大名鼎鼎的雅辛。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后，雅辛就入选国际足联评定的“世界足球百年十大球星”，十大球星之中，球王贝利第一，门神雅辛第二。多年以后，国际足联还设立“雅辛奖”，以表彰每届世界杯赛的最佳守门员。这一切固然都是后话，不过那时候，雅辛早已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足球了。
上半场，苏联队一比零领先。下半场，游动在中线附近的方纫秋，接到队友的一记妙传，突破反越位陷阱，迅速从左路突前，在苏联队的卫线来不及重新组织有效干扰的情况下，瞅准空当，三十码开外一记刁钻的“世界波”，把比分扳平。这时，全场观众都站立起来，欢呼喝彩了好一阵。
凭良心说，雅辛这位曾经在大赛中扑出近百个点球的门神，这次并没有全力扑救。我想，面对不见寸草的场地，这些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不肯就这样“光荣”，非但人之常情，也算合情合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上海籍的前锋方纫秋，看准了他站位的一点大意，打进了漂亮的一球，还是值得我们兴奋。
苏联国家足球队这次来访历时一个多月的十场友谊比赛，其余八场都获胜，最大的比分，也正好是净胜十一个球，只有在广州对北京队和八一队的两场，打成平局。当时的广州球迷，真是福分不少。
◎王则柯，学者，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