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说到，在清末民初政治大变局中，广州商人为了自保，组成武装商团。由于广东历届政府疲于应付各种变乱，自顾不暇，导致商团势力坐大，形成与政府对抗的局面。）
背景：商团既防盗匪也防军队
如前所述，民国以来，实力强大的广州商人团体从广东的“弱”政府那里争取到相当程度的独立地位，争取到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商团种种超越法律的做法被默许，并非政府的善意或主动让步。“相安无事”的结果是政府的权威和职能都受到挤压。但孙中山1923年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后，特别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由于联俄、改组国民党和实行扶助农工政策，他的政府的革命旗帜日益鲜明，动员能力和调控能力比以往统治广东的政府强得多。商团与政府相安无事的局面便迅速改变。
这次孙中山建立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权。孙中山的理论和国民党的纲领，使这个政府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一个；但这个政权的重要支柱—— 军队，以及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却不能不令商人痛恨。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广东开始成为新的革命策源地；但在商人眼中则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乱时期。孙中山的政权并没有控制全广东，粤东在陈炯明统治下，而南路则是另一个军阀邓本殷的地盘。广东的不统一使盗匪的活动更为猖獗。战争状态不仅严重影响商业、加重商人负担，而且各方军队—— 首先是孙中山的军队，给商人造成大量直接的损害。这种混乱状况，使商团更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政府也希望商团协助自己维护社会秩序。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在商团和警察的联欢会上称“商团是人民的机关”，希望“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维持广州的治安”。公安局长吴铁城曾致函商团总公所，要求商团规复巡查队在晚上出巡保卫商场。商团总公所立即召集各分团会议，议决“不分昼夜，派队出巡”。公安局要求商团晚上出巡是为了防御盗匪，而商团坚持白天也出巡，很大程度是既防盗匪，也防军队。
孙中山能重返广州，主要依靠滇桂军等外省军队。这些“客军”在广东横征暴敛，不断同商人发生磨擦，商团“防兵”的职能变得更为突出。每遇军队损害商人利益，即使是面对实力强大的滇桂军，商团“亦直集合武装团军千数百人，包围其壁垒，毫不畏葸”；因为在军队与商团多次发生冲突，孙中山命广州的军队移驻郊外，并对军队在城内设立机关予以严格限制。
诱因：成立商团联防
对政府损害商人利益的财政措施，商团有时采取十分激烈的方法反抗。1923年9月，广州市政厅为实行售卖公产的政策，打算把商团第七分团的驻地—— 一所庙宇拆掉。该分团“立即戒严，武装扼守”，“所有该庙附近瓦面均遍布步哨，准备迎击”；广州其他分团决定派人支援，还准备实行罢市抗争。此事终于以政府妥协了结。
从1923年到1924年，广州商人为抗拒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断罢市罢业，在商团事变前几个月更形成高潮。如1924年5月，为反对统一马路业权案，广州全城罢市。商界召开会议讨论时，会场上派出大队商团警卫。商团还修筑街垒，宣布戒严，武装巡逻。在罢市潮中，广州商团总公所还宣布“全省各属商团，集中省城，进行大会操”。各次罢市都迫使政府让步，商人取消新捐税的要求得到满足。
商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进一步扩充自己实力，那政府和军队就更拿商人没有办法。全省商团举行大会企图成立联防，就是在反对统一马路业权案大罢市的背景下发生的。据报道，大会期间讨论了“添购大炮、机关枪、手枪、长枪及轮船、电轮，与设置商团军医院、救护医生队、制弹厂、筹措抚恤准备金等项”，还打算在全省价值数千万元的善产中拨出半数以充扩充商团之用。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商人自卫武装的需要。广东全省商团联防章程规定，联防总部“主持全省各埠之商团军之命令统率事项”，只向全省商团代表大会负责，章程“自代表大会议决呈报省政府备案之日施行”，完全不提政府的审核与批准。而且，商团联防总部“对于各属分团来往函件，均袭取政府公文程式，发号施令，商团总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机关”。如果商团联防的各项议案和章程都落实，那么，广州就会出现一个不受政府统辖的军事指挥部和另一个政治权力中心。
到1924年商团事变发生前夕，广州有常备商团军4000人，后备军4000人，每人有长短枪各一支。附城商团与城中商团全副武装者，合有27000人，还可以指望得到各地商团民团总兵力可达十七八万人的支持。
结果：商团被武力镇压
广州商团的壮大，是辛亥革命后南北军阀混战、国家不统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造成的，它归根到底是近代中国军阀制度下的畸形儿。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可能容忍这样一支不受统辖、人数众多、枪械精良而又抱有敌意的民间武装。商团联防会议是在革命政府眼皮底下大吹大擂地举行的，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警觉。在商团决定联防不久，即有大宗军火运到，所以，政府扣留商团的军械(尽管这批军械领有军政部的护照)、禁止商团联防总部的成立，势所必行。
本来，革命政府在官商对抗如箭在弦上时仍想争取商团的合作。6月29日，大病初愈的孙中山举行军、警、团会操，政府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商团人士加入国民党，但都得不到回应。政府与商人团体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相安无事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
商团事变由很多偶然的因素造成，但实际上双方矛盾积蓄已久，扣械只是使其爆发而已。孙中山要坚持其全国革命的目标，要进行军事斗争维持庞大的军队，既不可能改变其根本政策，也不可能减少税收。政府虽然以各种方式向商人否认“共产”的传闻，在税收政策上一再暂时让步，但不可能令商人放心和满意。广州商人不会轻易放弃民国以来取得的独立地位，必然会极力抗争。因此，即使没有扣械事件，政府也会找出其他理由解决商团问题，而商团和广州商界也会因别的事件同革命政府发生严重对抗。
扣械事件可以视为政府向商团的进攻，毫无疑问，政府是希望趁此机会从根本上解决商团问题。但商团方面也有人想趁风潮进一步扩大商人的独立权力，表现出嚣张的气焰，扬言：“政府希望商团（联防）胎死腹中，我辈则望商团长命百岁；现政府严禁联防成立，我辈偏庆祝联防成立，看政府奈我商人何。现我辈决定我行我事。”在谈判还械的交涉中，商团把自己看成是与政府对等的政治实体，完全无视政府的权力与威信，甚至提出进一步的政治要求。有人甚至主张“乘械潮倒孙”。这就使一开始就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争械潮演变成广州商人与政府的全面武装冲突。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官商对立过程中，政府和商团，都是一方面作强硬的表示，另一方面寻找妥协的方案。陈廉伯、陈恭受曾按政府的条件通电拥护大元帅，政府也允诺有条件地发还扣械。但在商界和政府方面都有极端强硬派存在的情况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商团方面有对付政府的经验，态度十分强硬，策略却很僵化。从所有政府处置商团事变的文电看，政府方面从来没有重视过商团的武力，但考虑到税收来源、社会安定、外人干涉等因素，对商团的罢市却不无顾忌；商团也把罢市作为杀手锏。10月10日，政府决定发还部分扣械，但还械之后发生商团与工团的冲突，显然是商团方面挑起的。商团进一步发动大罢市。此时孙中山判断，即使再让步，商团也要叛乱，故决心武力解决。曾主张对商团有条件妥协的胡汉民也说：“商团这次罢市，目的在推倒政府。政府与商团实有不两立之势，始终总要一次解决了商团，革命政府方有立足之余地。”在动用武力之前，胡汉民曾命范石生致函商团、商会，“作最后通牒”，实际上把政府的决定告诉了商团，希望商团自动开市，但商团仍不醒悟。10月14日，情势己十分紧迫，商团在妥协和对抗到底之间面临最后抉择。当晚分团长及总团部的重要人员召开紧急会议，有人也想开市缓和一下，但总团部秘书关楚璞坚决反对，说要总团长主持才有效，会议无结果而散。主持会议的副团长李颂韶散会后对人叹息不止。如果当晚商团答应开市，也许能避免后来的生命财产损失。
在政府武力的打击下，商团事变迅速平定，广州商团终于被解散。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8月7日通过《都市无组织商团之必要案》，大城市的商人武装团体从此再也不能合法存在。
远因：商团的历史局限性
广州商团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当时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为商团以反抗客军标榜，在社会普遍痛恨军阀的舆论氛围下，商团得到很多同情。一些报刊，包括比较中立的《东方杂志》、《申报》等，都把商团当作民众的武装，在事变过程中做过倾向商团的报道。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则视广州商团为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团体。现在看来，两种意见都可商榷。
商团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众武装，它只代表和维护商人的利益。商团在同政府发生冲突时，它的确是弱者；但在1920年代劳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兴起时，商团往往对更为弱势的工人使用暴力，所以，商团与工人结怨颇深。多数工人不仅不同情商团，还积极要求政府对它采取强硬政策，工会和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商团集会。其时国共两党都努力争取工农，在商团首先开枪杀害工团和警卫军人员的情况下，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定得到工农兵学各界的支持。这也是商团事变迅速被平定的原因之一。
那么，广州商团是否买办性质或被买办阶级控制的团体呢？因为广州的对外贸易都通过香港转口，广州商界中买办其实并不多，地位和影响也并不很大。在商团历任正副团长中，买办也只有陈廉伯一人。我们自然不能仅依据陈廉伯一个人的买办身份来为广州商团定性。至于把广东的商业资产阶级等同于买办阶级，那更是讲不通的；而且，清末以来广州商界参与爱国运动的事实，也可以证明此说不能成立。
广州商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丝庄、银号、当押、金银珠宝等商人，在商团中也是如此。罢市时态度最强硬的又是银业、金饰、绸缎、当押、洋装丝、酒楼等行业。广州商界主要是传统行业商人组成的。1912年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在2512名会员中厂商只有96人，多数是传统行业的商人。1921年初，广州总商会举行选举，各行选出的会董所属的行业几乎都是传统商业。即使在商团事变过后几年，广州商界仍是以传统行业为主。
辛亥革命前，广东曾经是国内近代工业发展得较快的省份。但辛亥革命后，广东由于战乱频仍等原因，近代工业几乎停滞不前，广东商界尚未出现一个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
存在决定意识。个别从事旧行业的商人可能会有很新的思想，但如果整个广州商界结构如此，那么，多数商人思想保守、害怕激烈的变革，甚至对革命抱有恐惧、排斥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可能会以为，广州的商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不过，这种想法很难找到足够的史料来证实。清末，广州商人在反抗外国侵略方面有过相当出色的表现，但对国内变革却比较保守，在立宪运动中并不积极，而在辛亥革命中，只是在武昌起义后一段时间支持革命，不久就对革命党人不满。民国以后，广州商人对全国的关注还不如在清末，同国民党一直保持距离。广州商人保守的政治态度，有时还以非常偏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商团事变中，广州商人口口声声反对“共产”，然而，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共产”。孙中山的政府当然不要实行“共产”，而且多次表明了这个立场。国民党的纲领，只有维护而没有损害城市一般商人利益的内容。而且，无论苏俄还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都无意在中国实行“共产”，尤其没有号召过没收城市商人的财产。
在商团同政府对抗的过程中，看不出有什么系统理论和政治策略。商团建立联防总部，没有向政府申请。罢市期间，商团和商界都有不少态度强硬的人物；但一旦政府武力镇压时，从商团首领到一般成员，没有多少人真正投入战斗，装备精良的商团顷刻瓦解。商团事变反映出，中国商人不仅不能领导革命，而且，他们在直接为自己利益斗争的时候，也表现得相当无知、无能和怯懦。
广州商团在近代中国商人团体中有一定典型性。商团事变发生在所谓“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更有其特别意义。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的商人与商人团体，特别是研究商人、商人团体同政府的关系，广州商团和商团事变都是很有价值的个案。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