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Capa
罗伯特·卡帕 1913-1954
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马格南图片社主要创始人，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AndréFriedm ann)，移居法国期间开始化名为罗伯特·卡帕向杂志供稿。1954年于越南扫雷前线触雷牺牲。
我认为在拍黑白照片时，应注意图片的戏剧性，而用彩色胶片时则应注重色彩。
—— 罗伯特·卡帕
CAPA卡帕百年诞辰100
1954年5月25日，罗伯特·卡帕在越南触雷牺牲时，年仅41岁。作为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记者，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印象定格在帅气迷人的年纪。2013年10月22日，是他的百年诞辰之日，我们无从想象一个耄耋之年的卡帕，这个被镌刻在历史深处的名字，于我们而言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他那张英俊而带点俏皮笑意的脸庞，总像有神秘故事未曾揭示。
从西班牙内战到诺曼底登陆，让卡帕名垂青史的是黑白照片，在绝大多数人印象中，卡帕出生入死拍摄的世界是黑白的、是静止的影像。但卡帕从来都不是墨守成规者，他比绝大多数摄影记者都更早地在采访中使用彩色胶卷，而且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便预言了活动影像对新闻摄影的冲击，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
作为对卡帕百年诞辰的纪念，卡帕的弟弟康纳尔·卡帕创办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将于2014年1月举办卡帕的彩色摄影展（Capa in Color），而马格南图片社则发起了一场名为Getcloser的在线互动，每天贴出一张卡帕的照片，请一位著名摄影师用自己的作品加以回应，或异曲同工，或相得益彰；同时也邀请网友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上传自己的照片回应。试若天假其年，卡帕定会对这样的媒介革命有另一番深刻的前瞻见解，他总会让人眼前一亮，如斗牛士身上那块耀眼的红色斗篷，尽管伴随着危险，甚至是致命的挑战。
百年卡帕，他一直是一个传奇。
英雄需要表演？
纪念卡帕
卡帕注定是一个英雄，他不幸的结局印证了这一点。1954年，当众多摄影记者跟随法国一支扫雷部队在越南北部某地工作时，走在前面的卡帕倒在了一声可怕的轰响中。记者们的第一反应是：幸运的卡帕又捕捉到了一个精彩的镜头！可这一次事实却相反，卡帕不幸，他在真实的战争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记者们检索卡帕相机中的胶卷，他留下的最后镜头平淡无奇：一队士兵正在认真工作。没有硝烟，没有动人心弦的战争场面，甚至没有牺牲。
正是因为这个人，战争变得直观。1944年6月6日开始的奥马哈海滩登陆战，只有跟随第一批士兵上岸的卡帕留下了七张影像模糊的现场照片。这七张照片成为那一场残酷战斗的纪录。很多年以后，当导演斯皮尔伯格开拍他的英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时，我怀疑他心目中的镜头直接得益于这七张照片。我一遍又一遍地观看这部电影中登陆奥马哈海滩的镜头，在急剧摇晃的镜头中不断地想象勇敢的卡帕跳跃的身影。渐渐地，那些活动镜头凝固成了卡帕的七个瞬间，那种模糊，那种脱离地平线的失重，那种晃动的冲锋身影，都在不断地告诉我们，英雄多么需要表演！
我从小熟悉舞台上的英雄表演。小时候，在那个只能看样板戏的岁月中，舞台上临死不屈的英雄，总是优美地舞动着沉重的镣铐，让反动分子惊恐万状。直到今天我常常会以为镣铐是一种能够增加英雄感的独特道具，否则怎么能够那么优美？！这说明舞台和现实相差多么遥远。样板戏的英雄壮举又不期然地让我想起《水浒》，英雄武松只要愿意，总能够一下子就把套在脖子上的木枷折断，然后直奔复仇的道路。
年长以后，多少有了西方式的博物志概念，也多少了解一些历史真相，才知道镣铐绝对不是普通道具，哪怕你是真正的英雄；木枷也不可能一下子折断，哪怕你有打虎的雄伟力量。重要的是，处死是一个真实的现场，不可能让你有机会表演。更加让人沮丧的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直在剥夺临死前的壮举。张志新的死亡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原来，让一个人在临死前有机会表演，本身就是人性一厢情愿的演绎。结果，英雄究竟是否存在，在了解了剥夺生命的死亡真相之后，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认识到这一切之后，更加觉得卡帕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死在不需要表演、却需要勇气的战争现场。
其实，阅读了卡帕撰写的自传《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有译本译为《焦点不太准》）之后，我们会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表演的人。喜欢表演的人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喜欢出众，在众人围观的现场情绪特别活跃。不过卡帕不是那种肤浅的演员，在他心目中，表演多少和奇特的故事有关。把自己的生平描述得富有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表演。《失焦》告诉你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主角总是具有一种本能式的坚定，一种创造起伏跌宕的传奇的本能。
不必追究所有自传的真实性。自传表达的是一种期望，一种精神，而不一定是完全的真实。传记又何尝不是如此？卡帕的传奇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的传奇，他是作家海明威。某种意义上看，我觉得这两个人有一种共性，那就是身体力行地做英雄式的表演。海明威年轻时，作为战地记者，不顾劝阻，深入西班牙内战的战场，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冲锋陷阵，结果身负重伤，留下终生痛苦。有一本传记描述了中年海明威在巴黎的遭遇：一次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雕塑家，当天晚上两人就相拥入梦。第二天早上，女雕塑家打开窗帘，突然看到了海明威遍体伤痕的裸体，于是一声惊叫，慌忙逃离。不久，在一个舞会上两人相遇了，海明威圆睁双眼，紧盯着女雕塑家，让她无地自容，仓皇而去。一周以后，报纸报道了这位女雕塑家自杀的消息。报道说，女雕塑家留下的遗言是：被击碎的哥特人的头颅真美！
我不是研究海明威的专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我本能地怀疑，这更像是小说情节，因为现实总是乏味，不会如此地戏剧性。不过，我却觉得卡帕和海明威很相像，他们都有英雄情结，都有超出摄影家和作家的英雄壮举。卡帕死在战场，海明威勇敢地自杀。两人都对人类的残酷对抗大感兴趣。卡帕拍摄战争现场，海明威描述战争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似乎不能把卡帕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新闻摄影记者，一个战争现场的纪实摄影家。他是货真价实的英雄，穿梭在战火纷飞之中，落实英雄的含义。同样，也不能把海明威看成是虚构的小说家，他的故事包含着真实的体验，那是一种生死交加的心理现场。他的英雄感就落实在生死考验当中，摆在每个人的面前，让我们无从选择。
卡帕最重要的教诲是：靠近再靠近！他不客气地告诫布列松，少玩超现实主义的玩艺，镜头靠近事实就是一切。本质上看，卡帕所靠近的是死亡本身，一直到真正的死亡。看来英雄并不需要表演，而是需要死亡，真实而勇敢地死亡。表演只能羞辱英雄。在纪念卡帕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表演，但我们的确需要英雄。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视觉批评家 杨小彦
一块红布
新闻摄影的核心竞争力
在英文中，capa的本意是“斗牛士的红色斗篷”，让人联想到的是危险、挑战与勇气。无从得知罗伯特·卡帕在选择这个单词作为化名的时候是否另有深意，但他的传奇经历再恰当不过地诠释了这个一语双关的名字，也定义了摄影记者的职业图腾。
这红色的斗篷，既轻薄又脆弱，绚烂而盲目；它与剑为邻，存乎于人与兽、现实与命运、生存与死亡之间；它蛊惑众生，它嘲弄命运，它碧空翻卷，它血溅沙场。
1936年8月，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小型相机、高感光度胶卷和热销的图片杂志，将23岁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送上了西班牙内战的火线。有斗牛士狂爆之血，有弗拉明戈的梦幻节拍，一块土地，一曲笙歌，“新闻摄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说服力和激动人心的新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战地记者的赌注——他的生命——就在他自己手上……他可以把它押在这一匹或那一匹马上，也可以在最后一刻收回自己的口袋。我是一名赌徒，所以选择跟E连一块进攻。”这是卡帕在诺曼底登陆前夜的独白。1944年6月6日，他是17500名参加“D日行动”的人员中少数志愿者之一。奥马哈海滩是诺曼底登陆的4个主登陆场之一，盟军登陆日最惨烈的一场屠杀就发生在这个海滩，在第一波攻击中，这一海滩的伤亡人数达到2000人，一半来自卡帕所在的美军29师116团……“那是从整个事件中切下来的一块，对于不在场的人来说，它会显示出比整个场景更真实的情景。”
正如摄影史学家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所说：“罗伯特·卡帕奠定了摄影记者的职业使命与承诺，摄影记者在事件发生时，应该有所行动，应该记录事实。”连被卡帕拽入马格南的“资产阶级”布列松也被“洗脑”：“如果能够拍摄到事件的‘核心’，正如事件中迸发出来的火花一样，这就是报道”，“如果你坚信自己是一名新闻摄影师，那么有时候你往往不得不把你的生命也放进去。”而卡帕对布列松最为意义深远的忠告是：“小心标签，特别是超现实主义的标签，只做一个摄影记者，做你想做的事。”自卡帕始，便演绎出新闻摄影的职业准则：无畏、献身、热情、忘我、人道精神。
1954年5月25日下午2时55分，越南河内以南50英里处的红河三角洲某地，罗伯特·卡帕41岁的生命随着一声巨响而消散；2011年4月20日，利比亚米苏拉塔的黎波里街头，40岁的蒂姆·赫瑟林顿（Tim Hetherington）与同年的克里斯·洪德罗斯（Chris Hondros）在被迫击炮与枪榴弹的直接攻击下丧生。2008年刚获得第51届世界新闻比赛（荷赛）年度大奖的蒂姆曾复述卡帕那句古老的格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还靠得不够近。”横跨两个世纪，时隔57年，不同的战争，同样的年纪，3位摄影记者以同样的姿态血染沙场，这意味着什么？
战地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很崇高，非热血抛洒无以捍卫；这个职业很虚幻，非押上生命不足以证明。然而，历史往往如此：既赋予一个职业崇高的理想、责任和使命，却又在现实中拆毁达到这些目标的基础、条件与手段。
摄影作为图像时代的开启者，同时又受到视觉工具进步与普及所释放的图像压力的挤压。除了前电视时代短暂的“黄金时期”，新闻摄影的百年史更像是一部危机史。
生命感与死亡感同样强烈的卡帕，是最早预感到新闻摄影危机的人。“我们得为未来而着想。电视将改变一切。”1953年，在马格南的一次股东大会上，卡帕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将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的重要性。他表明，马格南成员应该开始携带摄影机。1954年，在与布列松最后几次谈话中，卡帕作了一个预测：最终所有的摄影师都将转成摄像记者。1954年，马克·吕布在伦敦一家旅馆里与卡帕见面时也有类似的记忆：“我到时他正在洗澡，看上去卡帕很沮丧。我们谈了很多，卡帕说摄影正在消亡，他说将来的传媒是电视……他肯定地说摄影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从画报到报纸，在印刷媒体的发展史上，新闻图片的使用一度令广告与发行量大幅增加。但在新闻摄影、广告、印刷媒体所参与的这场游戏中，广告是最不可靠的伙伴。印刷媒体要以发行量赢得广告，而离开广告的发行量又从蜜糖就变成绞索。随着印刷媒体的进一步衰亡，基于印刷媒体生存的新闻摄影难免陷入困境。
战地摄影代表着新闻摄影的塔尖，而职业生态恶化体现为摄影记者收入与地位的直线下降。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说：“15年以来，（战地记者）的报酬没有得到任何提高，有点像这个行业自己在销毁自己。”
西方报业危机最为严重的这些年头，如卡帕的另一箴言：“战争像一个老去的女人，越来越不上相，却越来越危险”，记者的死亡人数纪录在2007年、2009年、2012年数度改写，2012年是历史上媒体工作者殉职人数最多的一年，全球共有94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害，此外还有47位公民记者，也就是博客作者被杀害。相较之下，被称为“摄影师的战争”的越南战争持续20年之久，也仅有63名记者殉职。詹姆斯·纳切威说自己在战地失去了15位并肩工作的伙伴，这个数字比例甚至远高于作战士兵。
正在进行的叙利亚内战之血腥，更无愧于“记者的坟场”这个无情的称谓，在无处不在的手机摄影和社交媒体助推下，叙利亚内战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被互联网充分‘直播’的战争”，交战双方都承担“公民记者”的角色，可拍摄手机与社交媒体这样典型“杂交形态的技术”，呈现出一种“非人性”的“杂种的活力与暴力”，“驱使战争朝着残忍野蛮的极点奔去”。这一切，已经远离了罗伯特·卡帕、唐·麦卡林、詹姆斯·纳切威等一系列战地摄影师所遵从的职业道德规范。
去年3月，29岁的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Remi Ochlik）在叙利亚霍姆斯遭炮袭身亡，同时罹难的还有被称为“独眼吉尔”的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她最后一篇报道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标题如今看来另有隐喻：“挂在每个人口头的问题——‘世界为何抛弃了我们？’”
今岁盛夏，埃及首都开罗共和国卫队大楼前，年仅26岁的埃及摄影记者艾哈迈德·萨米尔·阿萨姆不幸殒命。而他手中的摄影机记录下他被“狙杀”的过程，永远定格子弹射来的瞬间，这不禁令人想起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最后的道别：“时间飞奔流逝，只有我们的死亡能够抓住它。摄影是一把利刃，在永恒中，剌穿那眩目的瞬间。”
在这样一个唯GDP、巨资本、高科技、云计算的年代，摄影记者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说还有的话，惟一块红布而已！
我们的理想生存于变异的机体，一路发展，一路蜕变；我们的事业建基于活动的流沙，一面建设，一面崩溃，这就是摄影记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
作者系摄影记者，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全媒体研究院副研究员 杜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