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活着时也许素不相识，因为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时空：最古老的已是8000年前，最年轻的，在明清时期；他们曾分散于今天的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天津、河南等省份。而现在，他们相聚在中山大学马丁堂顶楼一间并不十分宽敞的房间——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在这间实验室里，收集了至少500例古人类遗骸，数量堪称华南地区“最全”。它集教学、实验、研究和陈列于一体，为早期古人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辅助。现在，南都记者带你走进这个特别的古人骨实验室。
实验室：温度湿度均严格控制
简洁而庄重的马丁堂矗立于中大校园中部，1906年落成。正门门楣之上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题匾，出自费孝通先生的手笔。位于马丁堂顶楼的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实际上是“借来”的空间。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副教授李法军的指点下，我们才看清楚：这间实验室是以马丁堂三层西侧的敞廊围蔽而成，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房间，而是一个宽2米，长20米的“长廊”。
古人骨实验室从门口到最深处，分别由教学区、实验区、储藏区构成。实验区里可以看到寻常可见的AB胶、橡皮泥，也有贵重的高精度的显微器材、三维激光扫描仪、电子测量标尺等等。在实验室一隅的储藏区，有七个档案密集架，一袋袋古人骨就用牛皮纸盒盛纳并整齐排列着。
实验室的温度一般控制在25-27℃，湿度在70%。有严格的机器进行测量，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可以保障古人类的骨骼不发霉、不崩解。虽然骨骼离开了故土，也不至于因为后天环境的变化而造成太大伤害。
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规模的空间里，同时容纳500人，一定会十分拥挤。但在这间实验室储藏区，收集着来自至少500个古人类个体身上的人骨碎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天津、河南等。
这些长眠于此的古人类中，“最年长”的来自于广西邕宁顶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1997年发掘，曾是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这批距今8000～7000年的300多座墓葬，罕见的肢解葬式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等，填补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空白。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广东七千年前的广东湛江遂溪鲤鱼墩；在这间实验室里，最年轻的，可能是来自明清，他们被发掘于广州东山蟾蜍岗十六中墓地。
最新一批来到这里安家的，是广西何村遗址的19箱古人骨。它们用蓝色的塑料框子装着。每一袋都有一个重要的标签，某个透明塑料袋可能装的是他的下肢。在考古挖掘时，考古学家通常会放上两张小纸片，如果有一张被毁或丢失，那么至少还可以找到另一张。一旦弄混了，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把一个人的腿骨安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
“人骨拼图”：牙齿碎片不清洗
独自一人在实验室里拼人骨，是李法军的乐趣之一。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2004年来到中大人类学系任教。
“在广东本土做人骨研究的成本很高。”李法军介绍，由于广东土质偏酸，骨骼碎片较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在修复上。而在北方，发现的人骨本身已经很完整，可以直接研究。“我们研究七具来自鲤鱼墩的古人骨，研究了五年。”
整理古人骨的工序十分复杂，相当考验耐心。去土不能用力撬或抠，否则碎片就会更碎。李法军和他的几个学生助手，用的是两头弯曲的不锈钢钩针——这是牙医的工具，一点一点地剔，再用油画笔扫，凝结的小土块稍稍松了，才用镊子轻轻夹取碎片。这样即使是蚕豆大小的一小块骨碎片也不会遗漏。此外，为了修复骨骼缺失的部分，还会用到石膏以及蜡料。
清洗人骨不是一股脑把碎片都丢进水池里，而是要用小水枪冲去残余的沙土。牙齿碎片是不清洗的。如果上面还有牙结石，提取分析后可以获知古人在数千年前比较全面的食谱。
李法军说，人骨埋在地下几千年，由于水浸和土壤重力作用等因素会使骨头发生微弱的或者严重的变形，所以在复原头骨的时候必须在整体上对修复的头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才能够开始复原工作，有时候拼接时还要在碎片与碎片之间留点罅隙，这样做是为了调整和避免由于部分骨骼变形而带来的头骨整体变形问题，否则，复原出一个变形的头骨就会失去科学研究的基础。
这个年轻的学者不时翻拣着碎骨，端详，比较，测试，拼接，他常常自言自语，又像是和那一小块碎骨的主人说话。拼人骨是比玩“人骨拼图”游戏远远复杂而有趣得多的工作。凭借近十五年积累的专业素养，李法军可以一眼就判断出任何一块奇形怪状的人骨碎片所处的大致位置。一个正常成人体内的骨骼共206块，如果骨头齐全，李法军用十多分钟就能拼成一具骨架来。
这些古人骨，并不像影视剧看到的那样阴森恐怖，泛着惨白色的光，而是黄褐色。这也许是它们长时间与沙土胶结的缘故。以指轻叩，头骨发出“笃、笃”的闷响。用胶水、用刷子洗去泥沙时，用手去触碰这些人骨，也并不觉得可怕。
李法军特地为实验室带来了多盆绿色植物，放在书桌或洗手池旁边。工作累了的时候，他和学生们，会弹弹吉他、调剂一下。老狼的《青春》是他们常弹奏的一首。与古人骨打交道，枯燥吗？李法军的答案是否定的。“每次我一来到实验室，就感到很激动，感到时间不够用，因为有大量的信息等待我去发掘。”
未来方向
揭秘南方古人类演化史
华南地区研究古人骨，有着“先天不足”的制约。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朱泓认为，基于丰富而完好的骨骼标本，中国学者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北方地区先秦时期的人种学坐标体系。然而，由于自然埋藏条件等原因，长江以南地区很难发现保存完整且样本丰富的古人骨标本。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南方地区人种学的研究。这使得以往的学者不能清晰地认识南方地区古人类的演化过程及其类型分布规律。
岭南，虽处华夏南缘，却为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交会之地，是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人群关系的重要区域。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岭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古人类遗骸。这里已经发现众多人类化石地点。例如，广东曲江马坝、灵山洞穴、封开峒中岩、封开黄岩洞、封开白石岩、广西柳江通天岩、来宾麒麟山、柳州都乐熔岩(洞)群、都安九山、隆林德峨洞穴、桂林宝积岩、柳江土博和田东定模洞等。
到目前为止，岭南地区先秦时期的人骨材料也日渐丰富。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增城金兰寺、佛山河宕、南海鱿鱼岗、遂溪鲤鱼墩、南海灶岗、东莞蚝岗、香港东湾仔北、广西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崇左冲塘和邕宁顶蛳山等，都出土了古人骨。相对晚近的人骨材料，则主要来自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人骨和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时期人骨。
“我认为，就目前条件而言，建立在相对丰富古人骨材料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这也是当今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发展的迫切要求。”李法军说，“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学家已经积累和掌握了足够的对比数据、成熟的国际水平的研究技术以及深入的整合研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尚未获得与相对丰富的人骨材料相称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因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师生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先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岭南地区古人类的起源、演化及其类型分布”和“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古人类的演化关系”等重要课题展开综合研究，以期科学地揭示这一地区与邻近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古人类演化的真实过程。”
学界争议
古人骨能否算文物？
骨骼研究的伦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议。但当专家们发现和面对人类骨骼遗存的时候，科学技术层面的困扰还远远小于来自文化传统和思想道德的困扰。
“这种困扰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自体文化中，作为逝者的躯体存留，这些骨骼遗存应该如何被对待？在东方传统观念中，以祖先崇拜为根基构建的儒家社会伦理思想使得生者对待逝者的躯体或骨骼具有强烈的敬畏感；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对逝者的躯体或骨骼进行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躯体遭到损毁就无法再生。另一方面是面对文化冲突时，是否放弃对躯体或骨骼的研究？”李法军说道。
除此之外，学术界对古人骨研究也有争议，古人骨是否可以算作“文物”？有考古学家认为，古人骨是自然造物。但李法军认为，古人骨应当被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
虽然，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参考古人骨的研究成果，但是古人骨的研究，毕竟才刚刚起步，究竟归属如何，还需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探讨、思考。
牙齿考古
雷州半岛最早人类 男人吃贝女人吃薯
2002年-2003年，湛江遂溪县江洪镇鲤鱼墩贝丘遗址出土七具新石器时代人骨遗骸。这是20多年来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出土人骨最多、保存相对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人骨材料，也是迄今为止在雷州半岛上发现的最早的广东人。
广东土壤呈酸性，且气候多雨、潮湿，极不适合古人骨保存。幸运的是，鲤鱼墩处遗弃的贝壳残骸堆积成丘，阻挡雨水渗入土壤，从而改变了土壤的酸碱度，这批古人骨最终不至于被侵蚀腐化。负责鲤鱼墩项目的广东考古专家冯孟钦说，迄今为止在广东境内发现的明清人骨，多数没有完整的骨架，常见只剩几小块碎骨。
今年，华南地区第一本生物考古学研究集———《鲤鱼墩：一个华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生物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鲤鱼墩》”)正式出版。这一着作首次把“生物考古学”正式引入华南地区考古学界。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现时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的陈伟驹经常呆在中大的体质人类学实验室里，利用高倍数的显微镜观察古人类牙齿上的微痕，一看就是一整天。他的研究对象是七千年前广东鲤鱼墩古人类的牙齿磨耗和口腔健康。
陈伟驹和李法军表示，研究古人类的饮食结构与经济方式可以从牙齿的磨耗出发，加上口腔状况的其他方面，例如蛀牙、牙齿生前脱落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状态。
“我们发现，鲤鱼墩的古人类牙齿磨耗非常严重，”陈伟驹说，除了第三臼齿由于萌出时间较晚、参与咀嚼的时间较晚而磨耗较少之外，其他的牙齿磨耗等级可以达到5至8级(总共有8级，8级磨耗最厉害)。加上鲤鱼墩出土了大量的贝壳，很可能古人们的主要食物是没有办法完全清洗、去沙子的贝壳食物。
同时，由于鲤鱼墩的女性牙齿和男性牙齿的磨耗和病变不同，可以推测至少在已经发现的女性中，饮食结构与男性有着很大的差异。女性相比较男性而言，使用了较少的海生类资源而食用了较多的薯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