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高考，听说，在迎候考生结束考试的队伍当中，有人穿上全红的衣服，有人则穿全绿的衣服，场面热闹有趣，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
全红，吉庆也；全绿，全“录”也。对于诸如此类“讲意头”的行为，我们也不必以“迷信”嘲之。所谓有“好意头”，不过是人们祝愿和期待心情的宣泄，也不妨视为乐观精神的曲折表达。穿红衣以示吉祥，而穿绿衣以祈录取，倒属新创。说不定，以后高考期间，绿色衣服会畅销了。
在封建时代，人们祈求考试顺利，多会去叩拜“文曲星”或“文昌帝君”。这两个由道教徒炮制，后来又混而为一的尊神，被视为状元公的制造者。所以，在科举盛行时代，“文昌庙”和“文曲塔”遍及各地。
不过，在近代，广州的情况却稍有不同。
广州荔湾区有一条文昌路，该地段曾有“文昌帝君庙”。但早就荡然无存，空余路名，给人留下记忆的痕迹。倒是在荔枝湾头，一直保留着一个矮小的“文曲塔”，又称“文塔”。当年，它坐落在野地荒坡，瓦老苔青，形状简朴。小时候，我们常在塔旁或捉迷藏，或打野战，却从没看见过有人来叩头上香。它和近在咫尺奉祀水神兼财神的仁威庙，构成鲜明的对比。那边香火鼎盛，“文塔”则形影相吊。而从它的被冷落和“文昌庙”的消失，反而多少可以窥见广州人对功名意识的淡化，反映出社会心理的进化。显然，在近代废除科举以后，在商品经济发育较好的广州，人们并不认为上大学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其实，即使在封建时代，随着商业市场的发展，人们的目光，也不是只盯在科举考试上。明代散曲家冯惟敏说：“琵琶轻拨动人怜，须信行行出状元。”好一个行行出状元！过去有所谓“三十六行”，人们看到，各行各业，都可以干出卓越的成绩，未必非请文曲星帮忙不可。这观点，应该是社会渐趋进步的表现。
凑巧的是，“文塔”附近的泮溪酒家，真出了状元，他是饮食行业公认的点心状元罗坤。罗坤的手艺，驰名中外，光是一味“绿茵白兔饺”，皮薄味鲜，晶莹如玉，被业界奉为经典。我亲眼见过有外宾舍不得把它吃掉，要求拿回去作为艺术品欣赏。上世纪中叶，我们还出现了治白蚁的状元李始美。罗、李两位，均未上过大学，但都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成就，证实了各行各业，都可以涌现状元。
广州是有重视职业教育的传统的。从前，在西湖路，就有过与培正、执信等校齐名的“广州市第一职业学校”。老广州人都知道，这“市一职”，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固然需要医生、工程师、企业家、学者，更需要大量的技师、技工、护士。如果考生和家长们眼睛只盯着高等院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反而是畸形的社会现象。
前些年，一些地方在考试放榜后，还公布什么“状元榜”，就差没有搞“簪花挂红，抬轿游街”。这过分的类似封建科举时代的做法，哗众取宠，殊不足取。它不利于青少年包括所谓“状元”的健康成长。
我想，与其宣扬什么“高考状元”，不如引导人们懂得“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