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莞，你会想到什么？在中大中文系女生文淑贤的脑海中，东莞的城市“意象”是：自食其力的残疾人、千脚灯手工艺人、千年古城，还有因“钉子户”而改道的运河。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本即将出版的名为《莞城故事》的书。
自上大学后，让这个东莞籍女孩愤愤不平的是，一提起家乡，就遭到外地同学“异样而复杂”的眼光。“早就想为家乡正名了。”持这样想法的，还有其他10名同学。
《莞城故事》是由中山大学中文系与东莞莞城区通过校地合作项目，进行文化协同创新的结晶。以十多名本科生为主的中大团队，历时一年多，走遍莞城每条街道，用中文人“独特的视角和叙述表达方式”，挖掘出一个个莞城从古到今的感人故事和文化密码。
“过去我们太务实，挖掘开发不够，宣传不够，许多文化积淀养在深闺人未识，东莞绝非文化沙漠。”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新潮的忧虑，代表着广东许多地方政府开展文化建设的典型心态。
中大中文系主任李炜教授发现，很多政府的文化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往往都是提出一个概念，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但是就是不接地气，不能代表一方水土的精神层面的文化。
《莞城故事》即被视作一个突破口。一群有深厚人文科学学术训练的高校师生，走出大学校门，牵手地方政府，用讲故事的口吻，向社会“传达有文化的东西，感受文化的体温”，进一步弘扬历史文化，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初衷 “拉不动GDP”的文科也要协同创新
回忆起编写《莞城故事》一书的初衷，李炜直言这是个“大胆的碰撞”。
2011年12月，东莞莞城区委党委书记刘林宏找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谋求合作。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快速城市化，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城区“空心化”严重、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均衡现象，东莞的莞城就遇到了类似的烦恼。
据历史记载，东莞莞城拥有1250多年的历史，一直是东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随着城市版图的扩张，东莞市委、市政府，医院、小学等一批行政机构和公共设施相继外迁，莞城逐渐“空心化”。
另一方面，最近两年，随着旨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2011计划”出台，协同创新成为国内高校时髦而紧迫的任务。作为传统上“拉不动GDP”的人文科学，如何“接地气”，融入社会，参与协同创新？这成为摆在中大中文系等国内高校人文学科面前的一道难题。
“有一项调研表明，中国1000多座城市的文化特征十分雷同，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李炜认为，以往一些政府对文化建设存在一定的误区，认为就是建造音乐喷泉、灯光工程，投入一大笔资金筹划演出，花很多的钱，市民的受惠面却是很小。
“文化建设不能高高在上，和老百姓没有半点儿关系。只有了解这个城市的精神个性，才能有依据去做接下来的事情。”李炜在身边“富而不变形”的莞城朋友们身上找到了突破点。“无论对待父母、家族、文化水土，还是逢年过节准备什么、唱什么歌，都一清二楚。这些仪式，犹如生活常识，可以无师自通，可以永不失传。”
在李炜看来，这些“富而不变形”的文化传统正是地方文化建设的绝佳切入口。“写一本《莞城故事》正可以让文化以一种亲民的姿态走进百姓生活”。
中大中文系与东莞莞城的牵手可谓一拍即合。
执行 两个多月穿街走巷采访近百人
在一次课堂上，还是大三的文淑贤听到这个想法后眼前一亮。“早就想为家乡正名了。”文淑贤领命后随即开始组队。
为了让这次走出校门有十足的把握，李炜进一步整合了校内外资源。为了弥补中文系学生方法论的欠缺，他请中文系民俗学教授刘晓春一起设计、研讨调研方式，并对同学们进行辅导，请深受同学们欢迎的中文系副教授胡传吉作总领队。李炜还借助校友资源，让东莞莞城区牵线一一敲定“刁钻而稀奇古怪的”采访对象。
去年7月，在恶补了莞城历史、采访技巧和田野调查方法后，在中大中文系3位教师带领下，从大一到研二的11名同学浩浩荡荡赶赴东莞。调研一直持续了两个月，十余名师生分成6组，每组2—3人。按照建筑街道、莞城人和民俗风情三个主题，小组成员们每天穿街走巷，调查了各个行当近100人的生活史，包括企业家、退休革命家、水利局退休干部、中学老师、中心小学校长、莞城体校老师、NGO机构、残疾艺术家和普通市民等。
然而真真正正第一次采访时，这帮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是直呼“像是被打了一记闷棍”。
“90后”的谢冠琦是调研队员中年龄最小的，她的第一位受访者是自力更生的残疾人伍志强。伍志强似乎不太愿意分享他的故事与生活，总喜欢用一两句话含糊带过。她和同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伍志强最多报以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同学们的首战败北，却尽在胡传吉的预料中。“一开始安排采访残疾人，就是给他们设个难题，给学生打一记闷棍。”胡传吉认为这有两个好处：锻炼大家；也有利于迅速转换角色。
同学们接触到的是莞城最“土”的一面。他们很有感触地说，当长者在回忆莞城变迁时，透过他们浑浊的眼球，被拆掉的城门、城墙、建筑和街道，或是萧条或是繁荣的景象都一一浮现在眼前，每个时代的莞城都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脑海里。
一次次采访，还让这群整天与书本打交道、言必称文化的大学生感受到正在消逝的文化危机感。
收获 找到介入社会改革的路径
当调研结束时，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次能“很好证明自己”的经历。调研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让大家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团队合作，学会了一种人文情怀。
这次实践，也让中文系师生收获了信心。文淑贤以前一直就很郁闷，一跟人说自己读中文系，在大家眼中就只能当老师或秘书，印象很刻板。“貌似我们就只能做这些，这次的活动告诉大家我们中文人也是‘接地气’的人。”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中大中文系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20多年前，因痛感学生笔头不过硬，读书思考不够，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黄天骥教授在中大中文系立下规矩：大一新生每年要写100篇作文；大二要写8篇读书报告。
如今年近八旬的黄天骥教授对这次参与调研的学生们竖起了大拇指。在他看来，这是对中文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创新。尽管同学们的知识储备还存在一定的学科局限，但这次却让中文系学生全方位浸润了中文学科、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知识，非常符合学科交流、文史哲理交融的教育目的。
在策划人李炜看来，这次调研出书，是一次实践教学的成功案例。他认为，让中文系学生特别是本科生参与社会调研出书，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正是找到了介入社会改革及思想文化建设的路径。广东许多地方一直被认为是“文化沙漠”，文化普遍存在被扭曲的现象，可以通过中文系师生的共同努力，发掘文化密码，尤其是精神层面上的优秀文化密码，并将其“破译”，使之发扬光大，让广东更多城市的文化展现出原本的吸引力。
李炜还认为，这种做法的另一个价值在于以点带面。“比如，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莞城的文化密码，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东莞的文化密码，因此，我们考虑该项目成果最终出版时可以叫《东莞人》。”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系主任陈建森教授也为中大中文系的做法叫好。他认为，类似中大中文系这样“开门办学”，在全国正成为一种潮流。作为中文人参与协同创新，更要坚守文人品格，敢于说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