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他出生于中国最迷茫的时期，却立志用一辈子的时间追求真理。
他的出生之地，是偏远落后的粤东山区，深刻理解平民的不易，虽居高位始终关注平民教育，“援饥援溺心头热”。
他一生最推崇墨子和陶行知，从学生到学者，从副教授到教授，从中山大学教务长到暨南大学副校长，终身实践陶氏教育理念。
他以55岁之年临危受命，一肩挑起重建暨南大学的重任。
他75岁再次策马上阵，复办“文革”时被停办、飘零四散的暨大。
他百余岁仍奋笔疾书，用诗词文章针砭时弊，去世前一直思考着教育界存在的问题，为教育经费投入达不到GDP的4%耿耿于怀。
他与陈寅恪、梁实秋、吴宓等大师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为中国设立教师节出过一分力。
他108年的人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知识界和教育史中一把特殊标尺，用生命刻度见证学林跌宕沧桑。
“辛勤育才教泽泰斗，淳朴修行人寰福星”，2011年2月26日，王越在广州去世，远在美国的学生用这样一幅挽联致以痛悼。
■ 学人名片
王越百岁时照片。袁动群 摄
王越（1903年—2011年），教育家，生于广东省兴宁县一个农民家庭，终年108岁。他曾师从陶行知，与梁实秋、陈寅恪、吴宓等大师级人物交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王越一直对贫苦大众抱着炽热的爱心，教育家本色一生不变；他曾两次承担起复办暨南大学的重任，对百年侨校的复兴和发展居功至伟；他积极“入世”，热情参与社会工作，曾担任广东省政协第二至第五届副主席，是第一届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和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学人底色不变，科研工作不辍，著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南楼诗抄》、《桑榆集》、《百岁王越诗文选》，合作英文著作《The age of free philosophical contention》（《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等。
[读书人本色]
1. 陈寅恪吴宓梁实秋 与他交情甚笃
退休教师王思明、王思华兄弟，对父亲王越的身份有个朴素的界定：不似官员的“官员”，还特别强调，“官员”要加上双引号。在他们看来，父亲虽然担任过各种行政职务，但读书人的本色一直不变。
王越一辈子浸淫教育界，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作为教育家，他忙于教学管理之余论文、著作不断，还非常喜爱写古体诗，作为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他生前最后出版的著作是《百岁王越诗文选》。
陈寅恪、吴宓、梁实秋等大师级学人对其人品、学识的认可和友谊，可谓是王越保持知识分子本分最好的旁证。
王思明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与王越交往深厚的学者众多，陶行知、陈寅恪、吴宓、王起、梁实秋、王宗炎、刘佛年、梁宗岱、戴镏龄、高觉敷、李善邦等，其中有的还和王越常有书信往来，相和的诗词作品也不少，暨大知名教授陈乐素、赵元浩、朱杰勤、翁显良、曾敏之和王越都过从甚密。
在《陈寅恪教授与吴宓教授》一文中，王越写道：“1952年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合并，陈先生留任历史系教授。我作为教务长曾征询陈先生是否要安排功课，他断然决定每个学期要开一门课。由于行动不便，只好在他住所的阳台上安排一个小教室，让一些教授及高年级学生前往听课。有个时期，我也前往聆取教益。”
在此类日常交往中，王越与陈寅恪建立了深厚友谊，圈中甚至有了“要找陈寅恪先找王越”的说法。
大约在1953年秋天，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庠提出拜访陈寅恪，先托王越征求他的意见。陈教授不轻易见客，但知道杜国庠是个学者，便同意了。
“原来杜老此次拜访还另有任务，代达全国政协希望陈老担任常委，陈老考虑片刻后，以身体原因婉拒了。”王思明告诉记者，当时杜国庠马上解释，并不要求他每会必到，并表示此次请陈寅恪参加政协是周总理提出的。
原来，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认识周恩来，后因父亲陈三立先生的墓地被要求迁移致信周恩来，周恩来的批示使墓地得以保留，因为陈寅恪对其印象良好，最后便答应了任职的事。王越对陈寅恪的学问和风骨一直非常敬仰，陈老逝世后，王越作诗哀悼：讲学阳台迹已陈，盲翁风骨迈群伦。如何国士终邻丐，陋室谁怜老病身。
大学者吴宓是陈寅恪一生知交，王越于上世纪30年代初和吴教授在北平时就有过文字之交，1948年重逢羊城，交往融洽。王越劝吴宓留中大任教，当时吴宓因婚姻感情困扰存有出家学佛之念，还让王越陪同他到六榕寺参禅。
后吴宓受西南师范学院之聘，1963年秋，王越趁出差到四川拜访吴宓，见其生活简陋，境遇不佳，不禁连连叹息。吴老也喟叹，悔当年不听王越的劝告留在中大。“文革”期间，吴宓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各种折磨而去世，王越专门作《长安吴生行》纪念。
王思明兄弟坦言，吴宓的身世遭遇令王越到老仍觉遗憾，后悔当初没有强力挽留。
“这样的遗憾，还不止一件。父亲106岁接受记者采访，还唏嘘未能助晚年梁实秋圆回乡梦，一直说这件事太可惜了。”王思明说。
王越与梁实秋的交情也甚深。1948年冬，梁实秋执教中山大学，与王越家住得很近，经常一起谈论中国诗词。一年后梁实秋到了台湾，后来，他的儿子梁文骐受聘暨南大学数学系，此时，王越已调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80年代中期，梁实秋思故乡，给王越手书了一首杜甫的五律，表达回乡的意愿。王越为此找了有关部门，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没想到一年后梁先生就逝世了。王越也只能“长吟江汉思归客，万里云山一惘然”了。
[陶行知传人]
2. 终生投身教育 此心是师心
王越一生中结识多位名师，如陶行知、夏仁德、黄节等，对其影响至深，陶行知更被他奉为楷模，从理念到行动上，终身追随。
“我父亲出生于广东兴宁，1922年考上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时，陶行知是教务长和教育科主任，当时教育科有教育、心理、体育三个系，受陶行知的影响，父亲选择了教育系为主系，这奠定了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基础。”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王思明介绍。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陶行知提出要以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在学校中积极倡行教育救国论，对青年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出生于粤东山区的王越在东南大学如吸水海绵一般，孜孜吸收各种科学知识，同时从所学专业中激发出对贫苦大众的炽热爱心，立志与陶行知一样，投身平民教育。
在世时，每提起陶行知，王越总洋溢崇敬之情：“中国几千年来，作为一个教师，他（陶行知）是第一人……千言万语也道不尽陶老先生对我的影响！”
1926年，王越大学毕业后即回到粤东，在梅县师范学校、兴宁兴民中学和潮州金山中学等校任教，培养初等学校师资，以及回馈乡村教育。
“援饥援溺心头热，师马师陶道路宽。你看陶行知先生，一个著名教授、留学生，跑到乡村发展教育，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还挑水挑粪，就为了办晓庄学院。我父亲每次提起都很感动，他是继承了这种遗志。”王思明说。
直到1930年，王越才摆脱教职，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事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后又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中国教育史。
1933年，王越回到广东，自此一直在高校工作，但实践平民教育的念头始终不变，早在解放前，他在广州担任广东民众教育馆馆长期间，就在广州郊区长湴村办农民夜校，与中大师生一起在村里进行文化和进步思想教育，为工农及其子弟提供教育机会。2011年，王越的追悼会上，几位长湴村的老人还专门到场致哀。
王越认为，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教学相长，患难与共，老师除了传授知识，还要爱护学生，帮助他们。后来他告诉儿子，自己解放前之所以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进步学生，正是因为这本来是老师的本职。在北京求学时，他的老师夏仁德也曾把几个被国民党追捕的学生藏于家里掩护。
抗战开始后，热血爱国青年与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府的斗争日趋激烈，当局实行血腥镇压政策，“一·二九运动”之后，仅广州就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得知教育系女生霍赐影被捕，王越不顾安危，以教授身份与同乡的警察局长周旋，据理维护学生，全力担保。就这样，经他营救出虎口的学生不下十余人。如今翻开中大同学回忆录，还可看到这方面的记录。
“无论在中大还是暨大，朋友、同事、学生，都将王校长看作良师益友，他的心是师心，很诚恳的。”暨大老教师马兴中是该校原校办主任，曾与王越一起工作多年，他介绍，暨大复办后不久，在磨碟沙征了300亩地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学生前往基地都要坐船，有次几个暨大学生乘坐的船意外翻了，对此，直到去世前，王越一直都很内疚，认为自己作为副校长负有领导责任，愧对学生和家长。
王越对学生的无私，也在他已故妻子李超心老师的文章中可窥一二。李超心回忆，抗战最困难时期，国统区经济崩溃，教授的日子也不好过。王越家里常以青菜为羹，以粥为饭，三月不知肉味，还要节衣缩食，从微薄工资里挤出一点钱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对被缉捕的学生，王越总是设法掩护，对被捕的学生设法营救。
在王越的家乡兴宁市宁中镇坪塘村，不少村民对王越印象深刻。他们告诉记者，虽然他回乡次数不多，但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坪塘村村干部罗绍元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王越曾为家乡坪塘小学捐款10000元，作为学校的奖教奖学金。王越的邻居王国章对此也印象颇深：“听说这笔钱还是王校长做寿的礼金。”村里铺筑水泥道路时，王越及其子女也曾捐款。
数十年间，常有学生到王越家中看望。教育家、中山大学已故知名校长黄焕秋也是王越早期的优秀学生，他生前每年都会探望王越老师多次。王越去世时，远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学生专门发来挽联。
[老当益壮]
3. 后半生两次复办暨大
2006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王越也到了103岁高龄，老先生高兴之余赋诗一首：
莘莘赤子百年潮，
万里归来意气豪。
竞向师门探奥妙，
满堂才俊集今朝。
“暨大最需要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是王越后半生中最有力的呐喊，55岁重建、75岁复办暨大，也成为其教育家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功绩之一。
1949年的暨南大学，虽仍力图继续按侨校特点办学，无奈几经战乱，侨生生源锐减，不得不再次停办。当年，暨南大学各院系分别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当时仍愿意归国学习的部分侨生被安置于燕京大学。
随后几年，华侨子弟回国就读的愿望再次高涨。1957年，国家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经上级任命，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他选中在中山大学任教务长的王越，“挖来”任暨大第一副校长。暨大急需人才，陶铸以“借调”的名义，向中山大学“借”来多位名师，包括曾任中大校长的经济学家陈序经。又从其他地方调来了几位知名学者。因此，暨大重建之初已有不少著名教授，例如中文系有萧殷，外语系有曾昭科，历史系有朱杰勤，水产系有熊大仁、廖翔华等。
“那时暨大已经停办了将近10年，一穷二白，从零开始，在‘大跃进’的1958年，可以想象困难有多大。”被称为“活校史”的马兴中1961年考入暨大，此后一直在暨大工作，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连连感慨。
尽管困难重重，暨大仍在次年正式开学，马兴中介绍，复办后的暨大，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在珠江南岸的磨碟沙开辟实习基地就是这时开始的。当年，王越与学校领导跟师生们一起挖掘明湖，相当艰苦。当时有些侨生因为在国外生活条件优越，劳动时有点娇气，但经过锻炼，连女侨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文革”中，暨大再次横遭劫难。1970年，暨南大学又一次“关门分家”，校园被部队院校占用，暨大人各自飘零，许多教师被分到其他学校。文革后期王越改任华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主要任务是组织若干教授从事翻译工作，协助高等教育部编写教育大辞典。
转眼8年，1978年春，国家决定恢复暨大。这时，王越已经75岁，又一次临危受命，担任暨大副校长。
“散落各地的暨大教师，大多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不愿意回到几年前受冤屈之地，”王思明说，王越平时与知识分子交好，尊重同事，爱惜人才，人缘很好，劝回同事的重任于是落在老人的身上。为了把老师们请回来，他不顾年老，四处奔走，三顾茅庐，一次次上门动员。
“最后，他感动了很多知名教授来暨大工作。”王越曾经的助手、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列怀介绍，王越生前曾回忆，根据暨大发展的需要，复办后暨大聘请了不少著名学者到暨大，例如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蔡馥生，医学院创办者、药理学家罗潜，骨科专家邝公道，寄生虫和传染病专家朱师晦，文学院的历史学家陈乐素等，一时间暨大人才济济。
“这恐怕与他的人格魅力分不开。在我印象里，他完全没有官架子，而是一个博学睿智的学者、长者形象。”倪列怀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也是因为王越的推荐。
当时，他刚从暨大中文系毕业，被学校分配给王越当助手，实际上相当于他的学生。王越对古代文学有广博、扎实的学养，每次提起任何问题，他都能旁征博引，在他的指导下，倪列怀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王越还帮他推荐到《岭南文史》杂志发表。
暨大退休协会会长梁志成教授对王越关心、培养青年教师的往事印象深刻。梁教授调入文革后复办的暨大时，是生物系的青年教师，让他深受感动的是，王越主动为他联系上海华东华师师范大学的教授，推荐他进入该校进修。后来他又转到复旦大学继续进修，从事遗传育种与性别控制的研究。回到暨大后他一直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成为国内著名的遗传与优生专家，赴上海进修对他事业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事、助手、后辈深情回忆教育家王越——教人求真 胸怀博大
■ 核心提示
教育家是那些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者，他既有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更是教育领域行动上的巨人，他不仅代表着时代的学识水准，更彰显、传播时代的精神，不仅育人，更重要的是育心。王越就是这样一位岭南教育大家。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多位曾长期与王越接触的同事和家人，期望向读者再现一位教育家的思想魅力和学术实践。
■ 受访者
夏泉：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暨大文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暨南校史
倪列怀：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越生前助手、学生
王思明、王思华：王越儿子，教授
一生坚持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
南方日报：作为当代中国尤其是岭南地区知名的教育家，王越在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其中哪些作品最为重要？他的研究和实践体现出怎样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
王思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王越一直担任各种行政职务，事务繁忙，但他一直保持着求学时的习惯，没有停止思考和科研，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些论文联系实际，针砭时弊，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晚年时，他曾跟我们说，因为各种政治运动耽误研究，是人生遗憾之一。
他早期的教育理论代表作是《人格测量》，完成于1931年，是时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从事教育心理学研究。他提出，要了解学生的个性，首先要对他们的特点、尤其是人格进行研究。一个人的情绪、智慧、个性，都会影响到他的人格，决定他的命运。
《人格测量》后来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可惜只发表了一章，就在淞沪抗战的炮火中毁于一旦。即便如此，这一章仍然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时任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胡毅慧眼识才，向我父亲发出了到中大任教的邀请。
倪列怀：1940年，在不断辗转各地教书的过程中，王越撰写了《教学原理》一书，作为大学用书正式出版。他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从教育心理出发，对教学的基本原理加以论证和阐述。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将人看做一个具有兴奋性和保持性的能力系统，因而能够起到助长和抑制作用；同时人又是具有个性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断地改组本身，从而与环境构成更大的系统。而学习的过程寓于改组环境的过程中。倘若机体与环境的关系达到紧张状态，不足以解除紧张状态时，人们就趋向于学习。
从此分析出发，他认为引起学习动机，满足学习者的正当需要，是教学方面必须重视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本书是他中年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力作。
1949年后，王越与友人合作，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发表了《论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墨翟新考》、《南宋反道学》等30 多篇教育论文，并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教育》分册的编委，书中一些难写的条目，都由他亲自执笔，长达8000字的条目《墨子》，便是他有创见的研究成果。
王越国学基础深厚，精于中国教育史，深入研究古代诸子百家的教育思想。如孔子、墨子、韩愈、朱熹、颜元等，都有论文分析，观点独到，体现出极深的学养。
上世纪80年代，80岁的王越用英文撰写了论中国古代文化的论文《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与周德昌合作），结集出版，其中对于墨子的论述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不少外国学者来信和他探讨。
他还曾长期任全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全国教育史学会副理事长，对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对两所综合性大学影响至深
南方日报：教育家并非教育学家，2010年，温家宝同志跟网友交流教育问题时说：“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这一描述和王越的经历非常契合。
夏泉：的确如此，纵观王越老校长的一生，他热爱教育。他一直践行着陶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去”的理念；他也懂教育，终其一生，在教育领域硕果累累，得到学术界、学校老师和学生的高度认可；他一辈子扑进办学实践中，一直固守象牙塔，在广东两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发展史上，王越影响至深。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不仅蕴藏在专著中，更体现在数十载的教育实践中。
广州解放后，王越同志参与接管中山大学的领导工作，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后担任中大教务长。在这一过程中，王越因应时势调整原有学制、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及规章制度，使之符合时代要求，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
重建、复办暨大，他更是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教授曾经这样评价老校长：“暨南大学真正的稳定发展，是从广州开始的，王越作为当时的第一副校长，贡献很大。他为暨大引进人才，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而且最重要的，是营造了自由的学术氛围。他对教育的爱，让我们这一代自叹不如。”王越提倡的很多教学理念，现在看仍然非常正确。比如说，他提倡学习要联系实际，培养创新精神，所以暨大重建初期，他就和水产系的熊大仁、廖翔华等名教授商定建立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定期前往实习。4年之后，有些毕业生分配到天津的某个水产部门，开始这个部门的领导态度很勉强，生怕侨生娇生惯养。但一年后，他们却非常满意，称赞暨大学生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主动提前要求暨大派遣毕业生前往工作。
“教学相长”、“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要有创新精神”、“高校应以教学活动为主”、“提倡自由学风”等理念，对当下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系统总结王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挖掘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仍富有现实意义。
尊重人才 培植自由学术氛围
南方日报：您提到他主政暨大时期，为大学营造了自由的学术风气，这在当时可谓难得。
夏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植学术自由的风气，是王越治学、治校的一贯追求，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学者、同事在这方面有很多回忆和评述，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多有体现。
在《评韩愈的师说》这篇文章中，王越认为“圣人无常师”，人不分贵贱、老少，只要有专长者就可以为人师；又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观念颇有创见，这种说法与尊师重教并不矛盾。“因为谁掌握真理，谁在学术上、业务上有专长，谁就可以为师而得到尊敬。”这是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依据。
王思华：我父亲尊重知识分子是发自内心的，“文革”后暨大复办时，我父亲还住在华师，每天拄把雨伞上班，同事说他是“晴天一身汗，雨天半身湿”。据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德昌回忆，当时一个棘手问题是一些骨干教师不愿意回来，而这些教师大都有真才实学，是办好暨大的重要力量。我父亲都亲自登门拜访，路远者的便亲自写信致意恳请，最后他们基本上都回来了。张德昌说，有一天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告诉他：王越曾到他家，天气很热，满头大汗，坐下半天讲不出话来。后来才弄清楚，是中大中文系两位原暨大教师不肯回来，求他不要留难，并帮助动员劝导。
王思明：在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期间，他对培植学校的学术自由是非常投入的。他曾在文章中回忆过一件往事，暨大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专家赫迪（Prof. Alec Hardie）教授指导该系的一位四年级学生研究英国的某个文学家。论文（英文）写成后，赫迪评了“A”，送系里后系主任认为达不到“A”的标准，直接将其改评为“B”。赫迪教授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直接向王越提出辞职，王越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
当时，我父亲连忙了解了情况，认为论文应尊重导师意见，系主任做法欠妥，主动找系主任做工作，给学生恢复分数，赫迪教授才消了气。后来因年纪大了赫迪回到国外生活，仍与父亲书信往来。那位系主任也一直很敬佩我父亲，此后多年两人都互相往来探望。
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他跟我讲过一件事，当时历史系的交通史专家朱杰勤给学生讲授中西交通史，系里总支书记去随堂听课，觉得有些地方不够“政治正确”，便召集学生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朱教授知道了，也不高兴，找到我父亲诉苦。我父亲认为是总支书记的方式欠妥，交待他教学方面的问题最好先和任教者坦诚讨论加深了解。再则，有些历史问题应容许有不同的解答，例如有些学者基本上肯定太平天国的伟绩；但有些学者却着重批判太平天国所犯的错误。我们不应判定第二种主张就是反对农民革命。此后，历史系的同人，慢慢加深互相了解，关系好转。后来，朱教授发挥所长，指导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好些人才。
南方日报：类似对太平天国问题，王越认为应容许有不同的解读，对很多人物、历史事实和社会现象，他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王思明：父亲晚年仍非常关注现实，90多岁还学习用电脑，过了百岁之后仍关注基因和机器人等技术。他时刻关注教育改革，比如他为国家在教育的投入一直未能达到GDP的4%而生闷气，认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应该向战后的日本学习。他去世前几年，中国在世界各地建了许多孔子学院，对此他也有保留意见，他认为办墨子学院更合适，因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提倡发展科学技术。他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不同意通过发展公办教育赚钱，著文批判视教育为消费项目或福利事业的错误观点，阐述教育的巨大作用和两者的辩证关系。针对教师逆向流失，弃教从政或下海从商，他撰文提出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当他通过媒体了解到一些大学师生抄袭作假、高考录取作弊等新闻，难抑担忧：教育界、学术界作伪之风不是个别的，在学风败坏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青年，让他们“一行作吏”，就有可能欺上瞒下，贪污腐化，让他们从商，就可能不顾诚信，唯利是图；让他们从事工业、农业，就可能伪造成绩，以少报多，“这种危害性不可低估”。
对一些历史人物，他也都有独到的见解，他写过“张志新赞”，其一：是谁砥柱遏中流，沧海洪涛漫九州。儿女英雄辽海上，刚肠碧血写春秋。其二：志新高义薄云天，断首淋淋向九泉。虎豹当关人性灭，十年浩劫史无前。
求真重情 批判虚伪浮夸
南方日报：教育家是那些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者，他们的人格力量，往往成为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标尺。作为教育家，王越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夏泉：对于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观点，王越深为赞同，并终身践行这一理念。他还专门诠释，所谓真人，就是言行相符，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人。
陶行知说，第一流的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特别加注：“这些箴言可为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可见他作为教育家，自己在人格上是求真的，这也是他教人的观念和追求。
暨南大学重建初期，适逢“大跃进”，到处狂刮浮夸之风，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搞密植，虚报产量。对此，他写道：“我研究中国教育史，发现明末爱国人士朱舜水（之瑜）避居日本，传授经世致用之学，由于他在青少年时期从事工农生产，上升为学者，因此他对工艺及农艺均有专长。日本官吏曾以密植问题，求教于舜水，舜水就植物生长规律，深切指出密植之危害。使日本避免了农业上的损失。我深佩舜水先生的志节及其博学多能，特撰长文，发表于暨南大学之学报，并由其他出版社予以转载。可见求真求实之风，毕竟是人们所向往的。”
对于当时到处都大张旗鼓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王越以一位教育家的前瞻眼光和科学精神，强调学校“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整个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举凡政治思想教育、科学研究、生产劳动、基本建设都应为教学服务”，王越还要求学校稳定教学秩序，培育浓郁学风。1981年，我国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之初，他就在《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索》，阐述他对教育本质的独到见解。
南方日报：据了解，王老对于“伪君子”的痛恨也是个性鲜明的，这是否从另一角度折射出他求真务实的风骨？
倪列怀：王老非常痛恨“伪君子”，在《对北宋道（理）学家程颐的剖析》、《程朱距墨而颜元宥墨》、《南宋反道学》等文中，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道貌岸然、表里不一的程颐、朱熹进行缜密、凌厉的剖析，并对他们予以痛斥，揭露了程颐欺世盗名和朱熹见利忘义、寡廉鲜耻，“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的伪君子本质。
令人敬仰的是，王老既深恶“伪君子”行径，自己并以君子之道安身处世，他与人交往从不涉及是非和无聊之事。
王思华：他求真而重情，在“文革”时，他有多位“右派”朋友，都一视同仁，友好往来。当代语言学家、暨大教授詹伯慧80岁时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一件事，说到他父亲、岭南词宗詹安泰1957年被打为右派，有人提出要遣送其回乡，我父亲对他知根知底，就向领导提出，他是中大中文系第一把好手，走了无人替代，可以降他工资，但人一定要留住。
对于于己有恩的人，他一辈子不忘记。“文革”期间，将近70岁时，有一阵子，他被赶到三水南边干校，每天都要喂猪、挑饲料、清猪舍，最终体力不支晕倒在猪圈里。同样下放劳动的赵元浩老师刚好发现，把他背起就走，有人提出，牛鬼蛇神不用救了，赵老师没理睬，一直背到医护室。看管人员又说，下放人员不用花那么大力气救了，但罗丽安医生坚持全力抢救。还有一次，我父亲和其他老师被关在学校“牛棚”里，因为身体、精神双重打击，又晕倒了，赵元浩和倪葆龄两位老师及时发现救了他。所以直到去世，我父亲一直将这三位视为生死患难之交的救命恩人，每年过年都要我们陪着上门，直到行动不便，仍然叮嘱我们替他常上门看望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