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百年前，中国学术界正经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巨变。一声惊蛰，传统的皓首穷经的史学者，纷纷走出书斋，迎接新的风雨洗礼。一时间，传统史家们“述兴旺之由，明成败得失”的治学路径如隔年黄历，新一代史家无不放眼寰宇，以史为鉴，寻求“民族自强、御侮图存”之良方。
既要“为往圣继绝学”，又要“为万世开太平”，新一代史家应时而生，整整一百年前生于广东顺德的朱杰勤，就是其中一位。幼时亲历国家满目疮痍、曾随父亲运货出国在粤海关报税而遭洋人凌辱的他，深深体会孔夫子所说的：“邦无道，危行言逊。”自此立志读书寻找良方，而他最终在中外关系史上找到突破口，为此倾注了一生心血。
他至“勤”。早岁身逢世变，转徙颠簸，但勤勉过人，凭借自学通读经史，兼通英文，得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赏识，破格提拔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此后一生不辍离史学一步。数十年跌宕人生，白昼提灯般在史学领域矻矻以求，其用力至勤，功力至深，累积跬步，终至千里。
他至“杰”。他前三十年研读中国史，后三十年研读世界史，学殖颇丰，由博返约，顺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的变革潮流，怀忧国忧民之慨，寻求经世致用之路。在中外关系史、华侨史研究领域独辟蹊径，著述丰硕，桃李遍布，誉满学林。
学脉上，他融通古今，学问上，他汇通中西。为学为师，他都“学不厌，教不倦”；为人，他“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他不仅延续了晚清以来旧式学者的学养和精神，更走出书斋，投身新的洪流，以知识和思想的力量，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崇拜晚清学人龚自珍，而这句诗刚好与他的学术轨迹相映衬。他燃尽自己，其风范烛照前路。
■ 学人名片
朱杰勤（1913-1990），祖籍广东顺德，1913年生于广州。少年朱杰勤勤奋好学，17岁起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自学完成中文、英文、数学、商科等专业的全部大学课程。1933年，朱杰勤考入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研究生，1936年毕业，并先后在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任教。1981年，朱杰勤创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并任所长，并于1984年担任博士生导师并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1990年5月9日，朱杰勤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
朱杰勤一生笔耕不辍，治学严谨，在华侨史方面主要着作有《东南亚华侨史》，并主编有“东南亚华侨史丛书”和“世界华侨史丛书”等。朱杰勤还曾担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中国编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1. 自学成才：天分少年负不羁之才
“少负不羁之才”，是许多史家共同的特点，朱杰勤也不例外。
整整一个世纪之前的6月10日，祖籍顺德的朱杰勤，降生在广州的一个华侨家庭里。他的祖父是美洲华侨，晚年归国，在广州开了一家竹器杂货店，而父亲亦于马来西亚经营生意。朱杰勤回忆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不多，粗通文理，赋性慷慨，志大才疏”的商人。尽管如此，交游广博的父亲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一位。父亲的性情，或多或少折射在朱杰勤本人身上，而家族的特殊背景，也仿佛事先为他安排了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朱杰勤一直受到严谨的家学熏陶。母亲对朱杰勤管教严格，诫之勤奋读书，不贪便宜，不说谎话。科举不第的伯父对他的启蒙教育亦助益颇深，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朱杰勤从伯父手里接过了《三字经》、《千字文》、《成语考》、《唐诗三百首》，继而又从业师罗隰甫手里接过“四书”、《史记》、《离骚》等中国传统经典。罗隰甫是从张之洞创办的两广方言学堂出身的高材生。然而，这位以对学生态度严谨、“朴作教刑”而闻名的罗先生，却对朱杰勤一反常态。他发现，朱杰勤读书虽然不求甚解，但作文却一次比一次进步，有触类旁通之才。
在私塾读书期间，朱杰勤初步掌握了写作技术和文献的理解能力。三年国文粗通之后，他转入英文学校读书，但靠自我摸索，三年之后就达到能写能译的程度。后因家境不济，朱杰勤便在店面一边打杂，一边自修，在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函授学校，修完了中、英、数、商各科的全部课程。在总结自己的求学经验时，朱杰勤坦言，人文社科只需保证书本和时间，加以持之以恒的刻苦自学，定能学有所成。然而，当时的他，还没有萌生研究学术的想法。对朱杰勤来说，读书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份维持家计的固定收入罢了。
1933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这位准备已久的年轻人，朱杰勤迎来了学术道路上的第一次重要转机。这一年的夏天，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招考史学研究生，朱杰勤只花了半个月时间，凭借洋洋洒洒8万字的《中国史学研究》，得到了主考官朱希祖的赏识，顺利步入大学之殿堂。
前辈许多大学者大抵有相似的求学路径：年轻时博览群书，中年后由博返约，精益求精于某学科。早年靠自学成才的朱杰勤也是这样，他好读书，“与专业无关的杂书不知读了多少”。而在中大学习期间，他开始在著名史学家朱希祖的指点下系统读史，每天循序点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分门别类，搜集资料，自此养成了严谨的治学之风。
步入大学殿堂之后的朱杰勤，文笔恣肆，勤奋不辍，著作迭出。中大肄业第二年，便以《秦汉美术史》一书录入日本的《中国名人大辞典》中，之后撰成《王羲之评说》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世纪40年代，又著成《龚定庵研究》一书。时人评价的朱杰勤，作品是“大气磅礴，沙泥俱下，较之屑碎撦挦之考据，有香象草虫之别矣”。
每当回忆自己的入学经历，朱杰勤都谦称自己不过是一位门外汉。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生都对朱希祖的知遇之恩不胜感激。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也是著名的南明史专家。他批阅朱杰勤的卷子时，每每点头称赞，感叹此乃可造之才，遂将其破格录取。在朱希祖先生逝世时，朱杰勤留下挽诗五首，其中一首便写道：“躐等贻讥我自知，差强人意是文辞。点头顿起怜才念，犹记沉吟阅卷时。”可见师徒之情何其深切。
2. 狂狷耿介：“野性难驯的书呆子总爱冒险”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这是孔子所赞许的一种为人法则。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所谓“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而能敢作敢为；而“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可以清高自守。这两种相得益彰的性情，用以形容青年朱杰勤的气质，也可谓不过不失。用朱杰勤自己的话来说，他就像一个“野性难驯的书呆子”，却“从来就喜欢冒险”。
在中大修业满后，朱杰勤曾受高剑父介绍赴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授国画史，却因与学生一同反对校长而去职。然而，这不过是他与各位东家或上司之间，长长一系列“恩怨史”的冰山一角而已：在香港报馆，因编译与社长发生争执，去职；在中大，与文学院院长发生抵牾，去职；在昆明军官学校，与上级意见不合，去职；在重庆南洋研究所，反感主持人结党营私，去职；在马来西亚亚洲学会，未交会费，自动脱离……一次次的去职，时间长则年余，短则10日，朱杰勤仿佛走到哪里，都引来大大小小的矛盾，与身边的人事格格不入。
然而，朱杰勤的不合群，并不都是乖僻孤傲的文人习气所致。更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是他的正气和耿直。在朱杰勤供职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期间，发生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仗义执言的他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在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地方，科研和教学也不能有发展的余地。”解放前夕，为响应卢汉将军起义，朱杰勤更是“揭竿而起”，积极参加群众组织的义勇自卫队，阻击来犯的国民党残部，成为参与昆明保卫战的唯一一位教授。
与直率性情最难分难解的，是朱杰勤的家国情怀。少年朱杰勤一次在粤海关检查征税，一言不合便遭洋人掌掴。这一经历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留下了烙印：在中国的地方，洋人为什么可以把持关税？为什么可以横行霸道？种种疑惑，促使朱杰勤从中外关系史中寻找答案。抗战爆发后，家仇国恨将这种情感燃烧得更为炽热。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朱杰勤的手稿、藏书、衣物均付诸一炬，颠沛流离也使朱母病情加重，不久亡故。用朱杰勤自己的话来说，这场战争将他“从书斋里冲了出来”。
战争也扭转了朱杰勤的学术道路。朱杰勤表示，若不是抗战爆发，或许一辈子都将从事美术史研究，研究中外关系史乃时势使然。世界大战，让朱杰勤对古人之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际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国际关系的演变也能反映出国家地位之兴衰。“天下同归路各殊，三材交涉动非居。研几成务吾何敢，白昼提灯照大衢。”从朱杰勤的诗句中，更充分体现他在国际关系史中寄寓的抱负。
“30岁以前研究中国史为主，30岁以后研究世界史，并最终以中外关系史为归宿。”全国解放，朱杰勤与这个国家一道迎来了新的开始。1950年，他被调入云南军区司令部，在参议室主持东南亚研究工作。1952年，这位身穿军服、鬓有微霜的中年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大母校，正式展开了他人生一段崭新的学术旅程。
3. 史家风范：博雅宏赡拓殖学术新境
前半生身逢世变，学路多艰，转徙颠簸，但朱杰勤对待学术一直矻矻以求，未尝辍废。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重言向南方日报记者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初，在教育部牵头的一次会议上，把历史学科定为“三条支柱”——中国史、世界史和亚洲史，朱杰勤与周一良、季羡林、丁则良等名教授一同拟定了教学大纲。这个契机下，朱杰勤1952年在中山大学开设“亚洲各国史”一课——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设。朱杰勤边述边著，第二年即挥就一本三十六万字的讲义，1956年修改出版了《亚洲各国史》，专著有八十万字到一百万字，包括了亚洲周边14个邻国朝鲜、印度等国家，影响巨大。
1958年朱杰勤调入暨大。3年后，他开设“中国古代史学史”一课，由于缺少教材，在半年内即写成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洋洋洒洒三十万言，是解放后出版最早的中国史学史论著。这部小书，是他悠悠数十个寒暑中读史之所得，他纵论历代史籍史家，旁征博引，探赜索隐，显示出一位淹贯宏通的大学者风范。
与许多后辈学者求精求专的治学之路不同，他主张博通广识，而后由博返约。朱杰勤对王国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治学方法倍加推崇，常大段跟学生们引诵他的诗文。
又得益于早年练就的西学功底，他“古籍洋书，并列案头”，每涉及中西互证，便总能左右逢源。幸逢世道安定，他鼓勇而进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建树颇多。60年代初期，他把两种中外关系史名著译成中文，即德国汉学家夏德的著作《大秦国录》和利奇温著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对于前者更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各译一遍，反复推敲，三易其稿，一展他“能诗能文，能著能译”的大师风范。及至80年代，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外关系史丛译》等多年研究的中外关系史成果结集出版，使他成为中外关系史方面毋庸置疑的著名学者。
1978年，因“文化大革命”而被取消十二年的暨南大学复校。朱杰勤迎来了学术生命的另一个高峰。他知道在大学里，学科建设是关键，因而孜孜不倦于此。1979年，在中国历史学会规划会议中，朱杰勤倡导成立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1981年，他创立了华侨研究所（后改称华侨华人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同类研究机构，在很长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顶尖学术机构。他投入巨大精力主编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和日本等国的华侨国别史。多少年的学术耕耘，使他在东南亚华侨历史研究、亚洲历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占尽风骚，奠定了作为国内这些领域的权威学者的地位。其学术成绩在国内国外都颇有影响，不少成果得到一些世界著名学者的推崇并引用。
可以说，自上世纪50年代末离开中大历史系，赴暨大“另起炉灶”后，30余年内，他厚积薄发，专攻中外关系史这片新的学术领地，硕果频结。从某种意义上，他立足新时代，秉持新视角，力践“史圣”司马迁所说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治史不忘观今，力主“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从史家立场放眼中西关系的历史，发微阐幽，开拓出一片史学发展的新境界。
4. 钩深致远：案牍劳形燃尽生命至最后一刻
“一时创始难为精，居上后来如薪织。”晚年的朱杰勤，投注心血在培养博士生上。自1984年至1988年间，朱杰勤共指导了7位博士生，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从选题到撰写、定稿，他亲自操刀，日夜披读，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可谓燃尽心力。
而此时作为著名学者，朱杰勤主持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工作，仍不断向学术巅峰攀登。上世纪80年代，朱杰勤用一种拼命精神，“把晚年有限的光阴用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撰写”，收获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研究成为暨南大学执国内之牛耳的标志性的学科制高点，他也成为这两个领域众所周知的大家。
他与北大季羡林先生交往甚密，每逢去北京出差，都要去季羡林家中探望，到家中吃饭，分手时季先生一定会送得很远，季先生也十分敬重他的学问。他也经常向学生们推荐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梁方仲、岑仲勉等老一辈名师的著作，还时常把蔡鸿生、姜伯勤等教授请来暨南园讲学。
1988年，已逾古稀之年的朱杰勤应国家教委之约，承诺撰写一部鸿篇巨制——《中外关系史》，他与友人去信时称自己“年垂八十，精力衰退，未知能完成此项任务否？”而他窃惜光阴，分秒必争，大部分国内外会议邀请，都一一辞谢，忙于著书治学。
而这时，朱杰勤的身体已积劳成疾，每况愈下，出现过数次心绞痛，而腿疾加重，但他仍不以为然，每夜案牍劳形，每周坚持上课，治史不辍。他还思考着新的学术计划，擎划组编一部无前例可循的《中外关系史辞典》，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1991年联合国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来访，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个精神如此勃发、意志如此刚强的大学者，却已悄然不觉地步入了生命尽头。
其弟子高伟浓回忆说，1990年4月30日，他到朱杰勤家中请他写一个项目的推荐信，其时他还谈笑风生。不料次日即突患心脏病住进医院。即便这样，这位个性狷介的大学者也未料到自己已油尽灯枯。他挤在6人一间的简陋病房内，还在与生命做最后的抗争。他不配合医生治疗，拔掉插在身上的注射器，强烈要求回家……他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说：“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直到9天后，他在昏迷中溘然长逝，带着许多未竟的遗愿离开了人世。
“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与之闲止。”斯人已去，然在许多弟子心中，暨南园中那个将书斋自名为“旷远楼”的大学者，品性之高，气度之辽远，似淼淼回音，清幽旷远。
（本文对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前所长、博士生导师高伟浓教授及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重言等人的帮助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