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强教授在指导学员观察病理玻片。
核心提示
在19世纪与20世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抑或社会、文化，都迎来了前所未有、风云激荡的局面。不同学科都迎来了其知识转型的挑战或契机。而医学，这一门济世救人的特殊学问，恰好处在“西风东渐”大潮的风口浪尖上。
或许，知识分子们都习惯性地将“弱国”和“弱民”联想在一起。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也如同面黄肌瘦的“东亚病夫”形象一样跃然纸上。这些在时代浪潮洗刷下成长的新一代，远者如革命行者孙文，近者有文学旗手鲁迅，都曾不约而同地在医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良方。尽管由于时代浪潮的激荡，革命者与文学家先后放下了手中的手术刀，怀抱同样热诚的一颗医者心，走上疗救国民心术的道路。然而更多立志从医的学子，却终其一生在西洋医学中扎下了根。梁伯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梁伯强，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而他的科研工作，恐怕比他的名字还要单调而平凡。对专业以外的读者来说，对梁伯强的名誉和成就，恐怕更是陌生了。然而，那些曾与他同时代共事，或受教门下的医者，每每谈到他的名字，却是由衷地发出赞誉和感激。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尚处草创阶段的病理学：确立了严谨的尸体解剖制度，建成完备的病理学教研机构，对当时尚不清楚致病机理的肝硬化、鼻咽癌等病症提出了准确的论断……而其影响更为深远的，乃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我国各医学院校和研究所，培养了数百名病理学人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病理学研究机构有将近一半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都是他的学生。
将医家称作“杏林中人”，乃是源于三国名医董奉定下的一则奇怪的规章：为人治病，不取钱物，病愈者栽杏一株或五株，再将种杏所得，易谷济贫。十年之后，十万杏树，郁然成林。尽管梁伯强从事的工作，可以算得上医疗事业的“幕后工作”，然而，他所亲手培养的学生，早已成了今天中国病理学的前辈。而他学生的学生，仍在继续推进我国医疗事业步步前行。梁伯强的贡献，堪称杏林佳话的“故事新编”。
■ 学人小传
梁伯强（1899-1968），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广东梅县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随后赴德国留学，1925年获慕尼黑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担任同济大学副教授，1932年在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和病理研究所所长。解放后，梁伯强先后担任过华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教授及副院长、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常委等职，与谢志光、陈心陶、陈耀真、秦光煜、林树模、周寿恺、钟世藩等同评为国家一级教授，誉为中山医学院的“八大金刚”。1955年，梁伯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11月病逝于广州。
梁伯强毕生从事医学教育和病理学研究。治学严谨，学术造诣极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病理学人才。他对鼻咽癌开拓性的研究，蜚声国际，为发展我国病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自然科学年鉴》曾特别表彰梁伯强在病理学研究上的业绩，而《德国医师杂志》则载文称他为“非常出色的中国病理学家”，苏联也将他的名字作为现代著名病理学家载入《百科全书》。
远渡重洋：寻找明灯燃亮医道
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客家院士”梁伯强降生在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梁劭勤是一名教师，任教于本乡小学和梅县女子中学。在严父慈母的管教之下，梁家子女都勤奋好学，梁伯强在班中也是名列前茅。然而不幸的是，在梁伯强6岁时，一场疫症夺取了他母亲的生命。济世救人的理想，也像一颗种子，从此撒播在梁伯强幼小的心灵间。
20世纪初，先进的西洋医术随着坚船利炮，送抵积贫积弱的中国。科学的治疗手段，随着传教士开设遍地开花的医局和学堂，燃亮了神州大地，也照见出传统医术中愚昧落后的诟病。通过先进的西洋医术，增强国民体质，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洞见。“病理解剖对于医者，譬如一盏光耀的灯，在黑暗的中国医道上，光照他们，引着他们走上路。”梁伯强的感言，道出了那个年代中国医者的心声。而这一点冀盼，也成了将梁伯强引上从医之路的指路明灯。
“病理学为临床医学之基础，欲求临床医学之进步，须先研究病理学。”在西医看来，病理学是临床医学基础中的基础。然而，在梁伯强的学生时代，中国病理学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对致病机理缺乏系统性的了解，往往耽误了患者的治疗，造成健康和生命不必要的损失。在当时，只有《中华医学杂志》偶尔刊登病理学的相关文章，也只有北京协和医院等少数几家医疗机构，开设了独立的病理系。病理学就像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让每一个先行者，都感到举步维艰。
1912年，梁伯强入读梅县巴色教会中学。梁伯强勤勉好学，每天坚持早起背诵德语词典。他仅仅用了4年时间，便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梁伯强，师从著名病理学教授F·欧本海姆，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尸体解剖。毕业后，梁伯强留在医学院里担任助教。而在这所为德国同行垄断的医学院里，梁伯强显然是一个另类。他不迷信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常常因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德国教授争论。
因教学水平优异，梁伯强为校方推荐，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留学期间，他在钻研西洋医术经典之余，还著文向海外阐述中国的医学成就。与当时学者普遍怀疑和否定中医的态度不同，梁伯强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客观而辩证的分析。他表示，近代医学遇到的不少问题，如胃肠解剖等，在《黄帝内经》便早有论述。当然，梁伯强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借助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提高国人的身体素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着眼关注国人体质，以及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最终，梁伯强凭借《中国人的血型和地理关系的研究》一文，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特立独行：“贡献尸体功德无量”
回国后，梁伯强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32年，由于上海战事吃紧，他回到了广州，作为当时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病理学研究所主任。
当时的病理学研究所，只有一名助教和一名技术员，教学用具严重不足。梁伯强立即申请经费，购置教学投影机、显微镜和教学图片，并率领助教和技术员装配课室和建造尸解室，向德国母校征集人体标本。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病理学研究所便成了当时国内学术氛围最为浓郁的第一流学术机构之一。
研究所条理的规范和勃发的生机，让梁伯强的“德国老师”也为之深受触动。来访参观的德国病理学教授H·贝廷格，称赞这是一所“完善的、极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所：“教学法好，科研有成绩，工作计划性强，标本和挂图都令人满意，师资培养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所内外整齐清洁，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而梁伯强亦不无欣喜地表示：“本所虽无伟大可言，而简朴实用，颇适合我国教学及研究之需。”古语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由于俗禁未破，尸体解剖便成了难中之最，尸源尤为稀缺。梁伯强求学时代的同济大学，每年的解剖量也不过40、50例，对病理学研究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争取尸体的来源，梁伯强竭力动员死者家属捐献遗体。他带头签名死后捐献遗体，并在自己的解剖室门口挂了一块牌子，写着“谁愿把尸体贡献给科学，功德无量”。对于无主尸体，梁伯强更是随到随解，逡巡于市政厅、卫生局、慈善医院和掩埋队之间，宣传解剖的科学意义。
梁伯强对待解剖工作态度严肃。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他禁止学生在尸体面前谈笑风生。然而，梁伯强对尸体解剖的高调宣传，也为他惹来不少麻烦。他曾经三度几乎因解剖而吃上官司，甚至还试过在军警的监视下完成解剖。其中一次，梁伯强在医院的同意下，取得无主尸体进行解剖，不料竟被当地地痞流氓勒索。梁伯强遭到了盗尸罪的指控，被敲诈巨额赔款。事态最终经过校方与社会名流的多方斡旋，方告平息。
在积极倡导尸解之余，梁伯强对病理研究所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也高度重视。连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也对他一手创制的“梁伯强格式”竖起了大拇指，甚至称赞“梁伯强格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已经超越德国。对梁伯强来说，工作与生活并无二致。他将自己收藏的每本图书，都认真地在固定位置画线，贴上标签，就连战乱时期拍摄的工作照，都以工整的笔迹作注，记录下自己的行踪。他所创制的管理制度、尸解程序和记录规范，见诸其编写的《病理学实验室手册》、《病理组织学标本制作技术》等工具书内。这些珍贵的学术遗产，仍在全国许多医学院中广泛沿用。
潜心学问：奋斗终生攻坚顽疾
1949年初，梁伯强正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考察。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不明，不少亲友都劝他留在当地工作。然而，梁伯强婉拒了这一请求，他毅然表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解放前夕，梁伯强终于回到了广州，并以其将近20年的下半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1950年代的中国，各行各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在全国院系调整中，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1957年命名为中山医学院）。梁伯强出任病理学教授、病理学教研室主任、第一副院长等职，全面主管全院的科学研究工作。
当时，中山医学院有“八大金刚”的说法，身为中国科学院生物部学部委员的梁伯强便是其中之一。八位教授代表了当时国内医科最高学术水平与成就，每月薪水为381元，同学们将其戏称为可望而不可及的“381高地”。
然而，尽管梁伯强在学术水平占据了这样的“高地”，但他的学术关注点却显得非常“草根”。早在1930年代初，梁伯强便提出：“广东要与肺结核、麻风和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作斗争。”全国一解放，梁伯强便将鼻咽癌研究纳为中山医学院的科研重点。他改进了对鼻咽癌患者的治疗，引进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代替过去单纯的外科手术，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
梁伯强十分重视实地开展调研。他常常告诫学生“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探索前人所未能认识的事物，因此虽重视前人的经验，却不能囿于前人的条框。“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的‘创造’，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1962年，梁伯强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首先提出了鼻咽癌的组织学分类，并阐明了“肿瘤间质反应”的新概念。他所提出的肝癌发生机理，也与当时国际的主流观点相抵牾。不少西方学者曾一度认为，中国的肝硬化多发是由于营养缺乏。梁伯强根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病毒性肝炎是肝硬化的致病因素之一。这一科学见解，直到1980年代才为病毒学、免疫学和超微结构的大量研究资料所证实。
除了具体的致病机理外，梁伯强受卫生部委托，主编了全国第一部病理学教科书《病理解剖学总论》和《病理解剖学各论》，结束了我国无通用病理学教科书的历史。此外，梁伯强对其他医学前沿问题也有广泛涉猎，如维生素代谢、血吸虫病，乃至化学毒气的防护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严师慈父：掏心掏肺传授学问
每天步行上班，手上拿着一把长柄雨伞，向遇见的路人频频点头问好，是梁伯强在校园中给人留下的典型印象。尽管在学术界德高望重，但日常生活中的梁伯强，却是作风简朴，平易近人，勤于读书写作。尽管当时他已年近花甲，担负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应酬，但他仍然将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从1952年开始，梁伯强连同秦光煜、李瑛两位教授，连续开办了十多期高级病理学师资培训班。每逢开学之初，梁伯强总要亲临现场，作尸解示教，在解剖室里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每逢上课铃声一响，梁教授总是准时准点地出现在讲台上。他讲的每一堂课，都会让助手预先绘制图标，印发讲义，精心挑选标本和幻灯片。每作一场学术报告，梁伯强还要事先实地测量幻灯机的摆放位置，以求为听众预备最佳的观察距离。
“他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想把知识教给你。”梁伯强的学生叶嗣懋如此总结道。
尽管身居教授的要职，梁伯强却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他时常鼓励学生超越老师。梁伯强多次向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表示“甘拜下风”。对助手杨简制作的模式图，梁伯强更是逢人说项。他认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病理学的事业才能前进。他也将“培养出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生”，视为老师成功与否的一道检验。事后，杨简也因其对食道癌病因研究的杰出成绩，成为国际知名的肿瘤学家。
而学生们评价的梁伯强，却是“不像大教授，像小学的班主任”。他们都将梁伯强视为“严师慈父”：“严”是因为态度严格，训练强度高，每逢周六，梁伯强都要按名册抽查，回答不上的学生要被罚站，若是上课时中途离座亦要挨批，因此，不少同学都在病理课上流过眼泪；“慈”则表现在生活中对学生关怀备至，视若己出。梁伯强将研究所的教职员工，都看作自己的亲人。逢年过节，学生们总会获邀成为梁家的座上宾，师徒促膝谈心，共叙情谊。同学们至今仍忘不了梁夫人为他们制作的精美点心，还有存记心间的一份家庭温暖。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一幕幕温馨的情景再也无缘得见了。潜心学问的梁伯强，虽一直避免卷入政治漩涡，却未能躲过这场无妄之灾。他受到了严酷的审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1月28日，由于心脏病复发得不到及时救治，梁伯强在广州与世长辞，终年69岁。他的学生竟只能从当时交恶中的苏联广播里得悉他的死讯：“彗星陨落，举世同悲。”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还试图邀约梁伯强参与上呼吸道肿瘤组织学分型图谱的复审工作，可惜此时他早已不在人世，这也成了学术界永远的遗憾。
（本文参考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提供的采访素材，在此对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退休教授宗永生的帮助表示感谢）
宗永生谈梁伯强教授：他是中国病理学开创人之一
■核心提示
我国病理学先驱的衔头，梁伯强是当之无愧的。在当时，学界有“南梁北胡”之称，前者指的就是梁伯强。他与北京协和医院的胡正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谷镜研、同济医学院的杨述祖等，一同开拓了我国的现代病理学体系。尽管他的大半生时间都在南国这片热土上度过，然而他的影响则遍及全中国。无论是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工作作风等方方面面，梁伯强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病理学是一门严谨而专业的学问。它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核对，才能作出准确的结论。病理学固然如此，为这门学问的开拓者立传，更不应离开客观的论述和评价。然而，有关梁教授的学术研究与生平简介，市面流传的材料并不多。曾受教梁伯强门下的弟子，多因年事已高不便受访。梁伯强的后人由于不在广州，亦未能探听到他们的行踪。
可喜的是，近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退休教授宗永生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宗永生是梁伯强开设第一届师资班的学生，也曾经多年作为梁伯强教授的秘书，是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同步成长的见证人之一。由于受到梁伯强严谨治学态度的影响，宗永生教授的身上也折射出先师的影子。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宗永生一再提醒记者：“写梁教授时，实事求是就好，不必过誉。”
学者视点
谈人才培养：“师资班”今天仍然走得很前
南方日报：梁伯强教授与秦光煜教授一同举办“师资班”，在当时是基于怎样的出发点？
宗永生：从1952年开始，国家为了培养医学人才，各个科室都抽调出较强的师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师资培训”，而中山大学医学院就开展了“病理学师资班”。这些病理学的“师资班”是由卫生部直属的。
梁伯强对“师资班”的开展非常重视。在第一届师资班的时候，当时卫生部只是给了中大医学院3个名额，但梁教授为了更好地培养病理师资，他索性又招了9个。这9个人来自其他医学院校，那时已经是病理学老师了。为了办这个师资班，他还专门在校园里搭了间平房，作为师资班的宿舍。
实际上，卫生部后来还举办了几期就停了，因为全国各地都慢慢自行开展师资培训了。然而梁伯强还是一直在开办，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师资班”就没有停过。他的做法和卫生部的精神也相吻合。因为我们的“师资班”办得很有口碑，其他地方的人才都愿意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南方日报：从现在来看，梁伯强坚持开办“师资班”的做法，具有怎样的前瞻性？
宗永生：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学生毕业以后，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过程，进入病理科。在德国和美国，这个过程被称为“住院医师培训计划”。这个过程大约3-4年。资金由联邦政府出，年薪约为3-5万美元。而且，这也并非所有设有病理科的医学院校或医院都有培养病理医生的资格，它必须是全国指定的医师院校。学生们最终还要经过几轮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获得病理医师资格。这一资格也是全国性的。
“师资班”的开设，实际上表明，中山医学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举办同类的培训计划了。这是梁伯强引进的做法，只是我们称之为“师资班”。“师资班”有系统的课程安排，很有计划性，甚至今天的培养计划还不如梁教授的时候来得科学。“师资班”的培训对全国病理学人才的培养，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当时，全国病理学有超过1/3的领军人，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我认为，“病理师资班”或称“病理住院医师培训班”到现在还是应该继续坚持的，相信将来中国病理学要发展，还是离不开这样的培训计划。这说明梁伯强在当时是走得很前的。
南方日报：在教学法方面，梁伯强教授有怎样独特的教学模式？他对自己的学生提出怎样的要求？
宗永生：我们采用“1：2模式”教学，也就是说：听课1学时，就要实习2学时。梁教授会让我们跟着临床医师去查房，结合临床开展尸体上解剖。这种模式在国内是梁教授首创的，实际上现在这样的做法也都减少了，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通过这样具体的观察，学生又怎能学到东西呢？
梁教授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学生的字即便写得不好，他也要求写得规规矩矩。他常常要复查我们对书本里的知识。梁教授会问我们：“你写这篇报告之前，有没有看过书？”所以我们在给他看之前，都还要事先将看过的书抽出来，而且他有时还要我们查德语的原著。他也要求我们结合片子来考虑问题，不能完全相信文献。他要求我们结合书本和标本，通过两者的对比才能得出结论。
此外，梁教授也特别强调论文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们写文章要有导言、材料、方法、结果、讨论、结论。他还告诉我们，在方法、材料和结果的部分，必须实事求是。至于讨论的部分，可以发挥自己的观点，但引用别人的文句，必须用引号抄下来；如果是间接引用的，也要加附注一个引文，不能把别人抄下来的就算你的。
谈科学研究：研究学问决不“捞偏门”
南方日报：作为尸体解剖方面的先驱，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梁伯强开展尸体解剖工作存在怎样的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梁伯强又是怎样克服的？
宗永生：病理学研究离开了尸体解剖是很难开展的，这也是当时很大的一个缺陷。由于刚刚解放不久，寒流一来，路边就会冻死一批流浪汉。梁伯强就专门请人联系市政府的掩埋队，在尸体掩埋之前，他们先将其送来中山医学院，给我们进行解剖。这样我们每天都能做上两三例，才保证了正常的学习质量。外国有规定，一个病理医生至少做上60例尸体解剖才能合格，但我们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数量了。
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存在风险的。有一次掩埋队曾经运过一具“尸体”过来。可能是因为解剖室比较温暖，呆了一个晚上，“尸体”居然醒过来了。在当时要找到老百姓签字捐献遗体是很困难的。现在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了。尸体解剖的来源主要是临床死亡的病人。要获得临床死亡病人的尸体，得由临床医生请家属签字，而这需要临床医生对病理学研究十分感兴趣才行。梁教授每次给临床医生送来的尸体解剖后，都会写成报告，查证死者的病因和疾病的形态，然后开展了临床病理讨论会，请临床医生一起来进行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临床医生探究病理学的积极性，真正解决尸体解剖的来源问题。
南方日报：在具体的研究方面，他在学术上有哪些侧重点？
宗永生：梁伯强将精力完全集中在我们广东地区的多发病和常见病上，这一点实在是很难得的。他并没有自己去搞一些“偏门”的课题，而是老老实实地研究身边的常见病、多发病。这在全国范围来说，他的研究是开展得比较早的，很多人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面。
梁伯强的成绩，最主要还是体现在他对鼻咽癌的研究上。起初，他研究得最多的是肝硬化和肝癌。但后来发现，素有“广州癌”之称的鼻咽癌，才是广州地区常见的肿瘤。他就转去研究鼻咽癌。广州的鼻咽癌病例最初是在广州行医的外国人发表的，所以他们称为“广州癌”，但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鼻咽癌”，也没有关于发病情况的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梁伯强专门组织了一个“鼻咽癌调查组”，发动师生把珠三角和粤西的县城都跑遍了。现在之所以提倡对鼻咽癌要“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也是梁教授首创的。这些工作到今天都没有中断过。
谈组织工作：为顾全大局，甘心舍弃爱徒
南方日报：在1950年代的院校调整中，梁伯强有没有面临过不同派系之间的学术理念碰撞？他又是怎样解决同事之间相处的问题？
宗永生：病理学在过去也分为“英美派”和“德日派”。病理学是从德国发源的，再经英国传播到美国。在教学上，“英美派”使用英语，“德日派”使用德语，主要就是语言上的分歧。所以，在院校调整以后，我们要兼修德语和英语。梁教授主要教德语，英语则由秦光煜教授负责。
秦教授是从协和毕业的，去过美国，属“英美派”；而梁教授出身于同济大学，又到德国留学，是典型的“德日派”。但我必须得强调的是，尽管这两位教授都很有名气，彼此的教学也不同，但两人相处得真的是好。他们彼此尊重，交流学术问题也是有商有量。到了发表论文的时候，梁教授用德语写，秦教授就主动帮他翻译。要是遇到只会德语的外宾，梁教授也会为秦教授陪谈。我们会诊的时候，都会轮流请教梁教授和秦教授。他们丝毫不存在什么“争斗”，而这种和谐的氛围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教研组。
南方日报：梁伯强教授对行政工作的态度是很谨慎的。当他身处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时，又是怎样处理院系内外的行政事务、协调各方关系？
宗永生：梁教授是很有全局观念的人。从开展“师资班”的时候开始，上面第四机械工业部要人，在保密单位，他二话不说，就派邬立天医生去支援他们。后来支援河南医科大学就派周良樾医生，暨南大学成立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虽然很重视自己的学生，但当国家真正有需要时，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爱徒，去支援国家建设。
在全国的范围来说是这样，在学院内部也是这样。在他担任副院长期间，也不光是照顾到我们病理教研室的发展。谢志光教授想开办肿瘤医院，梁教授还让他先在院内开设肿瘤病区，还派我代表病理教研室去参加他们的查房。陈耀真教授办眼科医院时，梁教授也花了很大力气。他的脑海里并不光是想到病理学科的发展，对整个医学事业还是很顾全大局的。
谈为人处世：“中国梦”是他的毕生夙愿
南方日报：梁伯强素来以工作作风严谨著称。作为他的学生和同事，您认为梁伯强教授的为人怎样？您能否回忆一下与梁伯强教授之间的生活点滴？
宗永生：我们与梁教授相处的时候，压力是很大的。当然，实际上梁教授对我们是很和蔼的，我做了他这么多年的教研室秘书，从来没有见过他骂人。但他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所有的学员都无形中构成很大压力。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在看片，他就在那里督促我们。每次解剖完成之后，我们都要写报告，还要等着教授们回来复查。复查过关之后，他签过名才能验收。我们常常晚上干到10点钟以后才能回去。所以，病理楼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他是要让大家明白，做事认真严谨最重要。
尽管梁教授在学术上很严格、认真，但在生活上对学生还是很有人情味的。晚上他会让我们几个学生来到家里，一起吃个晚饭。他对我们的私人生活也是很关心的。有时我忙起来，很少给家里写信。父亲在老家写信给梁教授，问：“为什么我们家宗永生那么久都没写信过来？”梁教授就会劝我多给家里写信。
南方日报：您认为，在梁伯强的学术成就上，还体现出怎样的家国情怀？
宗永生：现在提出的“中国梦”，这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夙愿。在梁教授的身上也体现出这样的梦想。当时钱学森回国的时候，梁伯强还亲自到深圳罗湖桥去接。他自己1949年的时候去了美国，但终究还是回来了，而且留在广州，因为他真的是看到了新中国的好。他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这个梦想的，就是努力将中国的病理专业发展起来。尽管他并没有用很政治性的语言来讲这些，也从不在我们面前讲空话、套话。
南方日报：梁伯强一生的学术研究，您能否总结一下，它对推动今天的中国医学建设，有哪些特别的启示？
宗永生：首先，梁伯强教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业务型人才。即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同时，他还是会将自己的业务抓得很紧。在我看来，在一个具体的业务科室里，还是需要像梁教授这样业务水平高、而且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人来担任领导，而不能是一心只是想着做“头头”的。对于一个业务科室来说，不应将太多精力花在争科级干部、处级干部上面。梁伯强就是这样一位不图名利的人，而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现在科研队伍所需要的。
当然，现在的病理学已经发展到了分子水平。翻翻我们过去的文章，可能观点是落后了，但梁伯强教授严谨的工作态度，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他所强调的尸体解剖、开临床病例研究会，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此外，他针对我国常见病、多发病进行研究，设置良好的培训计划，重视基础与临床结合，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继承下来，这是我们当代病理学应有的发展方向。
逸闻趣事
大年初一也在太平间里度过
梁伯强为了建立自己的病理学资料库，在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任教期间，他每年都要完成150例的尸解和500多例的活体组织检验，最多时竟一天解剖17例之多。为此，他常常在白天实验、讲学，夜间便在实验室里席地而睡。
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也被迫内迁。途经越南河内时，梁伯强仍然对病理学事业念念不忘。他顺道到印度支那医院访问，在此2个月内，他共解剖尸体30例，制成9箱标本，甚至大年初一也在太平间里度过。几经周折，梁伯强最终将这些在越南制作的标本悉数运回国内。
我们都记得他戴着眼镜
“我们都记得他戴着眼镜。”梁伯强鼻梁上的眼镜，成了学生们对他最深的印象。据学生回忆，每次尸体解剖时，梁伯强总是下意识地将眼镜摘下来，便把眼镜柄衔在嘴里，凑到显微镜前找到了病理目标后，便呼唤大家过来看，接下来又把眼镜挂到了脸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到底有多脏。
“那眼镜差不多都接触到标本了，他却一点也不畏惧。”周慕珩教授对老师的一举一动，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饭、走路也不忘科研
梁伯强的研究工作，是投入而忘我的，这一点是人尽皆知的。据梁伯强本人自述，他是将吃饭、走路的时间，都用在工作计划和科研构思上，而且从中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灵感。
抗战期间，由于日机轰炸，乐昌城里常常响起防空警报。警报一来，便要停课疏散，可梁伯强在“跑警报”的路上，人虽然走在前面，却还一边跑一边回头，向后面的同学提问。就这样，跑警报也成了梁伯强的上课时间。
土法制作标本的绝技
中大迁至粤北乐昌县后，梁伯强的工作环境更为艰苦。由于没有尸解室，他便往荒郊野岭寻得破庙作业。每当进行解剖工作，梁伯强便请来铁匠打制土刀、土剪、土秤，以松节油代替二甲苯，以白糖水代替福尔马林，以云母片代替盖玻片，没有橡皮手套便随手涂上凡士林了事。尽管器材简陋，梁伯强仍以严谨专注的态度完成了标本制作。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标本竟与先前在广州制成的一模一样。
尽管兵荒马乱，梁伯强对自己制作的标本仍然精心保存。由于梁伯强对每一步的物资转移都做好安排，抗战结束后，他用最短的时间将这些物资运回广州，病理学教研室所需的用具应有尽有，很快便恢复了正常的教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