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节后，随着大批感染者出现，广州“非典”爆发。对于时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副教授的邓子德来说，他的“抗非一战”要比公众记忆中的时间提早近两个月打响。
这些年来，身为国家传染病应急管理专家的邓子德同时负责医院感染控制方面的工作，目前担任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引发全国瞩目的“齐二药”亮菌甲素假药事件中，他最先怀疑假药,并立即停止应用，马上打电话报告，并采取补救措施，使得假药对病人的伤害没有进一步扩大加剧。“无论是‘非典’还是‘齐二药’，他的信念一以贯之：做医生就要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病人的利益。”他说，无论社会舆论的风向如何变幻，医患关系如何变化，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不会改变。
那年，“非典”步步逼近广州
身为中山三院传染科专家的邓子德，经历了“非典”出现、扩散的过程，他先后赴佛山、河源、中山等“非典”一线和其他专家一起会诊，在危险第一线和素未谋面的敌人近距离接触。
2002年11月16日 佛山
全球首例“非典”出现
2002年12月底 河源
第一次出现“非典”医院感染爆发
病人有2个，医护人员有8个
2003年1月 中山
一下子出现二十多名病人
2003年大年二十七 顺德
出现一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2003年春节 广州
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到一组病人
全球首个病例经抢救康复
记者：2002年11月16日，全球首例非典病症在佛山出现。当您到佛山会诊首批“非典”病人时，有没有预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峻的地步？
邓子德：没有。2002年11月中旬，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现了五个特殊的病人，其中两人病重。当地难以诊断，就向传染科力量强的中山三院提出会诊请求。我当时是偶然接到任务后，于12月11日赶到佛山。
这五人有亲戚关系，最先发病、病情最重的庞某肺部呈大片云雾状。蹊跷的是，他的白细胞不高，曾用过各种高级抗菌药，但治疗效果不好。我当时判断这是一起罕见的家庭内急性病毒性呼吸系统感染，采用“抗病毒+激素治疗”的常规思维。证明有效：这几名病人陆续康复。
后来，佛山这几名患者被确认为最早的一批“非典”病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引发医护人员感染？推测是庞某发病早期传染性强，发生家庭内传播，传染给亲人，但到医院时已变得“温和”，没有造成更大规模的传播。
“非典”命名是无奈选择
记者：情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的？
邓子德：实际上，苗头出现在2002年12月底，当时河源出现一组病例，病人有两个，医护人员有八个。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非典”在医院感染爆发，病人传染医护人员的情况，在“非典”传播过程中具有标志意义。
“非典”之名最初是个无奈的临时选择。专家在讨论如何完成河源病例调查报告中，对于病因，专家组意见不一。我认为是由病毒引起的，像流感病毒，因为传染性较强。由于病毒不是典型的肺炎病原体，最后我们将其表达为“非典型病原体引起的肺炎”。在当时“非典型肺炎”是个临时的称呼，没想到后来就这么叫开了。
紧接着，中山一下子出现了二十多名病人，包括社区病人、医生、护士、工友和病人家属。1月21日，几位临床专家以及省疾控专家再次被派转战中山，中国疾控中心也派专家组参加，钟南山院士从这时开始加入指导“非典”的防控。
春节即将来临，病毒在人群中隐秘地疯狂地蔓延，逼近广州。大年二十七，顺德也出现了一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接到一组病人，但当时没有死亡病例，因而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非典”多路夹攻广州，传播速度很快。
随着各地重病患者陆续被送来，广州成为抗非的主战场。广州市卫生局一纸紧急通知在除夕下午发出，指定了几家定点救治医院，中山三院名列其中。此时，疫情和传言把广州的节日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抢救超级传播者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刚刚给他插上管，他就一阵剧烈咳嗽，一股带血的泡沫状痰液从插管处喷出，在场很多人的脸、衣服被溅到。
我自摸额头，也在发烧！再了解张天托教授也在发烧！王清文主任也在发烧！护士长也在发烧！科室里陆续有人病倒……大家自行走进隔离区，带着毛巾和牙刷，表情平静，内心沉重。
躺在重症病房里，才四十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来临的威胁。
20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
记者：2月1日，作为医院抢救治疗小组成员，您和邓练贤医生在抢救重症病人周某时一同受到感染。中山三院是医护人员病倒较多的医院之一，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邓子德：2月1日，大年初一上午，周某从中山二院转过来。他传染了上百人，其中大多数为医护人员，因而被人们称为“毒王”。抢救当天就给他插管上了呼吸机。在刚刚给他插上管，他就一阵剧烈咳嗽，一股带血的泡沫状痰液从插管处喷出，在场很多人的脸、衣服被溅到。
到了大年初四早上7时，邓书记（邓练贤是感染科党支部书记）打电话来说“感冒了，今天不能参与查房”。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我自摸额头，也在发烧！再了解张天托教授也在发烧！王清文主任也在发烧！护士长也在发烧！科室里陆续有人病倒，很可能都感染了。即刻拉响警报，我们马上向医院汇报，要求尽快把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隔离起来，避免疾病扩散。
我们科室短时间内病倒了二十名医护人员，后来又增加一人被隔离，其中有四位教授。大家自行走进隔离区，带着毛巾和牙刷，表情平静，内心沉重。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经过排查，年三十到年初二接触周某的医护人员几乎无一幸免，哪怕是仅仅在病房停留几分钟，亦不幸“中招”。“超级传播者”在潜伏末期和发病早期的排毒量大，传染性强，早期接触的人受传染的机会最大。而到病情后期，随着抗体的产生，传染性大为下降。因而周某转院后没有继续令医护人员“中招”。
死里逃生后理解病人心情
记者：陆续有医护人员倒下并殉职。有感染科医生回忆，那时最怕听到同行病倒的消息，手机只能保持24小时全开，以免因错过电话被误当成“中招”。当时您的病情相当重，担心过自己可能遭遇最坏的结果吗？
邓子德：一开始我们几个住院的专家比较镇定。范信德被送到呼研所抢救时，我曾隔着窗户，远远地见过他一眼，没想到人已经没了。我很幸运，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很难用言语描述。
躺在重症病房里，才四十岁的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来临的威胁。说“不害怕”是骗人的。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因为乏力，连走路都非常艰难，从病床到洗手间的几步路距离，每天要计算好步伐，一步一步挪动。
那时我才发现，病人对疾病的体会与健康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可以说，人在重病状态下，思维举止就像换了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合常理的要求。现在遇到病人发脾气，我能报以包容的态度。
3月20日，我出院。一出院，马上就又参与会诊任务。
记者：回想起来，抗非之战中您觉得有哪些遗憾？
邓子德：作为传染科医生，最遗憾的是没有在周某发病的早期留下血样，以便弄清“超级传播者”出现的原因。
普通医院没有能力分离未知病毒，但可以留血样进行回溯性研究。在发病早期没有分离出病毒，后期就分离不到病毒了。最早收治他的两家医院都忙于抢救，也没有意识去留下血样，等到发觉不妥，大批医务人员已同时病倒，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世卫组织想深入调查周某的致病过程，但他避而不见。周某为何能具有那么强的传染力，到现在仍然是个谜。事实上，“非典”来去匆匆，留下太多的未知。我们希望“非典”不再重来，但更重要的或许是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