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逢清明，医院都会组织一些年轻的医护人员为范信德扫墓。余美基发现，有些医护人员边祭奠边问，“这个人是做什么的？”说起非典，年青一代更是一问三不知。
“说你肯定也不会听，硬是抢着去，真的好傻……”余美基凝望着百合与菊花丛中丈夫范信德的雕像，深情低语。10年来，她习惯用这种方式和丈夫聊天。客厅里最醒目的一景，是镜框中镶着的那张“革命烈士”的证书。
范信德生前是中山二院救护车队司机，一生不知道开过多少次车。但10年前正月初一那天的出车，给他画上了永远的句号。2003年2月23日晚上10时30分，因开车运送重症病人而染上非典的他走了，留下肝肠寸断的妻子和儿女。
隔离病房内外 阴阳相隔
余美基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普通司机，看似距离非典很远，竟然也会感染。那天，范信德本不该当班，但当班司机提出想回老家陪伴年迈的父亲过年，他就主动请缨顶班。
“本来还有个正班，他只是副班，但没办法，苦活、累活都争着干，他就是这样的人”。余美基说，在运送非典重症患者时，范信德还提醒病人亲属别跟着，避免传染，自己却上阵把人抬到担架上，回来后还负责把患者呕吐得面目全非的车厢清洗干净。
三天后，余美基接到丈夫的一通电话，“阿基，我可能中招了，发烧啊”。只不过是发烧嘛，余美基从来没想过老天会对她如此残酷。当日，范信德确诊非典，2月16日，负责照顾丈夫起居饮食的余美基也证实被感染，住进隔离病区。
余美基说，在病房里最辛苦的是拉肚子，每天10多次，整个人都虚脱了，唯一安慰的是还能打电话。“呼呼呼……”有一天，她接到范信德的电话，但完全听不到讲什么。“他的气管都是开了口的，喘得很厉害，我说你别讲了，我都知道”。
没想到，那竟是夫妻俩的最后通话。2月23日晚，儿子告诉她，父亲走了。“我求医生让我见见爱人，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医生摇摇头，我只能在病房里哭”。3月10日，当余美基病愈出院时，范信德的遗体已经火化。
“忘记非典的 是这个社会”
10年前的这些回忆，是余美基最不愿意触及的伤痛。“我本身不打算再接受采访，对于我来说，很多东西都想尽量忘记。但没有想到，原来淡忘非典的不是我，而是这个社会”。
这些年，每逢清明，医院会组织一些年轻的医护人员为范信德扫墓。余美基发现，有些医护人员边祭奠边问，“这个人是做什么的？”说起非典，年青一代更是一问三不知。
对于余美基而言，非典留下的刻骨铭心伤痛，她并不愿意传递给下一代。“但那些经验和教训，是怎么也不能忘却的”。现在，小孙女已经4岁了。作为奶奶，她定下的生活规矩不多，“爱卫生、勤洗手”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她还记得，前不久，小孙女从幼儿园学回来一首《卫生歌》———“洗洗手，洗洗脸，讲卫生的孩子天天洗……”
儿子接过父亲的“枪”
许多事情，现在看来仿佛是冥冥中的注定。在范信德去世第二年，儿子范伟斌接过了父亲的“枪”，加入了中山二院的救护车司机队伍。和范信德的工作状态几乎一样：24小时值班，住医院，一听到警报就去急诊室集合、上车。
“选择这个职业是儿子本人的意愿”，余美基说。范信德以前的老同事，还特意把他生前用过的贮物柜，留给范伟斌继续使用。由于儿子上班时间不固定，母子交流时间显得更少。
她听儿子说得最多的，还是那句———“我今天要替人值班”。通常此时，余美基会回复，“要做就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雕塑公园里的“聊天”
范信德一生最骄傲的事，是用积蓄购置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改房，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如今客厅的墙上，仍然挂着10年前，一大家人的合照：有范信德、余美基、女儿、女婿、儿子和媳妇。可偌大的家里，多数时间只剩下余美基和保姆两个人。
感到孤单的时候，余美基会独自一人去雕塑公园，找阿德的塑像聊天、诉苦。“如果那天，你不请缨顶班，该多好……但我知道你的个性，即使时光倒流，我根本也劝不了你”。
余美基说，以前，丈夫是一家之主，他们很少吵架。“都是我听他的，现在有事，我都不知道找谁商量”。不过每次聊到最后，她总会和丈夫说，“现在不错了，我们的儿女都已结婚生子，有稳定的工作，做人正直。我算完成任务了。”
不能忘却的纪念
10年前，在抗击SARS的前线，范信德、叶欣、邓练贤、陈洪光等四位医务工作者先后以身殉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车队司机范信德是全省医务人员殉职第一人，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是唯一的女性，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副主任邓练贤主任医师是最先殉职的医生，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陈洪光则是最年轻的一位。10年间,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纪念非典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