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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却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是同龄人，却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今年春节，他们一起回家过年，并在《大河报》上刊发了八个版的“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体验式系列报道。他们和他们，碰撞出了什么样的火花？在陪与被陪的背后又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
大河报记者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第12个年头，今年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及周边院校学生一起“兵分八路”陪新生代农民工回家过年。今天刊发本报体验式系列报道结束篇。图为张志安（前排右二）带学生们在东莞调研。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项目负责人）
2012年上半年，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驻校记者”，他跟学生们一起上课、打篮球，又给《深度报道》等课程做讲座、介绍或惊险或有趣的采访故事。
有一次，胡舒立院长邀几位驻校记者去家中聚会。聊天时，朱长振谈起连续11年陪农民工回家过年，并发表体验式报道的经历，舒立院长觉得这种报道形式不错，建议或可给学生们搞个“体验报道工作坊”。
“工作坊”安排在两个周末，吸引了几十名广州地区的大学生。除了专题讲座，“工作坊”还专门组织观摩了纪录片《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应邀与学员们进行视频连线，解答他观察和记录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感受和经验。
朱长振给学员们布置了作业，一周内找到一个农民工，摸清对方基本情况、说服其同意春节陪同回家。最后，来自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广州体育学院的10名学员被相中，参加“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报道组，我被舒立院长任命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朱长振为总指挥。
“工作坊”结束后，这批学员享受了半年的“吃小灶”待遇：边接受培训，边享受朱长振亲手烤的羊肉串；每周六的晚上，在QQ群里讨论项目进展；借助学校资助的野外实习项目，我也带着他们去东莞考察外来务工者管理现状……学生们相继写出人物报道、调查报告，为春节回家的体验式报道苦练“基本功”。
临近春节，真正的考验到来，大家才发现困难这么多：有两位学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遗憾地退出，有父母由于担心安全问题反对孩子陪农民工回家，有“跟踪”半年的农民工突然过年不回家，有反复刷网站或托关系还是买不到同趟火车票……好在，大家一起想办法，最终完成并发表了8篇报道。
新闻教育要改革，高校必须与媒体更多联动，创造更多实训式教学的机会给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体悟和成长。读他们写的报道，我深深地感觉到，学生们的视野正在深入社会，目光正在投向现实，心灵正在靠近生活。
其实，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她看着这群有理想的年轻人在暗夜中匆忙赶路，挤上拥挤的火车，睁大眼睛观察、不停做着笔记，挂着眼泪和汗水反复打磨稿子……一扇扇窗户被打开，通往职业记者的路就在前方。
排57分钟的队上洗手间
◎张瑛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2009级学生
1月16日，得知在深圳打工的董树斌要2月6日坐硬座回河南老家，我顿时慌了。
连续多日，家人一天两个电话催我回去，这是毕业前最后一个寒假。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24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了，还要带着两个行李箱，可能连挤上火车都难。思虑许久，我决定先飞回家一趟，把行李先送回去，2月份再轻装回广州，专程陪董树斌回家过年。
1月21日回家，2月4日返回广州。2月6日，从广州出发回河南渑池，开始了24小时的硬座之旅。火车的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是行李包，过道上挤满了人。挤到座位上的时候，我开始庆幸提前把行李送回家的明智之举。
8号车厢的洗手间锁了，晚上9点，我决定“奋不顾身”奔向9号车厢上洗手间。一路上挤过去，我先后踩了四个人的脚，被十多人踩了脚，还被两个叔叔“托”着脚底传送了一段距离，最终到达目的地。然后，在门口排了57分钟的队才进洗手间。等我折腾回自己的座位，已经快要11点了。接下来的12个小时，我不再喝水。
熟悉的村庄变得陌生
◎张娜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新闻系2010级学生
1月9日中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我打包好行李，从广州赶去深圳。
我要陪着回家的对象是张瑜，小学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小学毕业后，她去了镇上读初中，我转学到了郑州。
再次相见就是10年之后。参与这次报道工作坊，算是给我们再次“认识”的机会。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睡不着。
1月10日晚，我们回到村子。坐在电动摩托车上，严重的雾霾天让我们无法看清村子的全貌，临近了才能看到少数尖顶的老砖瓦房，隐约记起这里住的是哪家。
从村子的东南角走到西北角，几乎一家家都是红漆大门，墙面瓷砖上写着“天道酬勤”、“五福临门”等大字。曾经，我们都能隔着木门朝里头喊着婶婶、大爷，找他们家的孩子玩。现在，同龄一代要么都嫁人生子，要么搬到城里了，还有的打工还没回家。坐在街边聊天的年轻媳妇们也都不认识，不知不觉中，熟悉的村庄变得陌生了。
突然，我心里有些难受，眼睛有些热，鼻子有点儿酸。
“村里边的人我很多都不认识了，叫不出来名儿，回来也没啥玩的。”张瑜跟我说。
碧海蓝天下的一群小精灵
◎陈远林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2011级学生
1月23日中午，我陪同在深圳打工15年的海南人郑卫弟返乡过年，坐大巴、轮船、摩托车，全程体验他的回家路。
到了郑卫弟的家，门口的庭院里有一群小朋友打闹。我一边微笑，一边举起相机拍他们，这群小孩子马上一哄而散。没过几分钟，他们又悄悄出现在门口旁，用天真无邪的眼睛看着我。
其实，同样感到好奇的还有我。因为打小就在深圳的“水泥森林”里生活、读书，我也很好奇碧海蓝天下他们的生活。他们多是留守儿童，由于大人长年在外，稍年长些的便会照顾年纪小的孩子。这种类似于古语中“长兄为父”的情形在都市的家庭中很少见。
这些留守的孩子身上，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我模仿郑卫弟“贿赂”他女儿的方式，把零食拿出来给他们吃。在“糖衣炮弹”的攻势下，他们和我逐渐熟悉和亲近起来：陪我去海边捡贝壳，教我如何抓螃蟹，带我到盐场爬盐山，教我如何品尝槟榔，帮我取出人手上仙人掌的刺……
我会想你们的，这群小精灵。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李娜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2009级学生
我父亲就是一位常年漂泊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我们家庭的花销及我的学费均来自他的辛苦劳动，这种与生俱来的经历，让我对“陪农民工回家过年工作坊”这个群体怀有一种格外亲切的情感。
我的报道对象辛卫超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过去半年，他一直积极配合我的采访，他自己的“奋斗路”也越走越宽。从广州大学城不足10平方米的小摊点到如今足有60平方米的小吃店，他和妻子万玲两人每月的净收入已过1.2万元。
在为辛卫超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也不由感叹起自己来。一向以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我，在越是临近毕业的时候，越发感到前行的无力。身边已工作的大学朋友，大都只找到3000元左右的工作。而我，选择了读研，不但继续着家里的重头开销，还要肩负好几万元的助学贷款，与初二便辍学的辛卫超相比，内心总会情不自禁地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来。
难道真如网络调侃所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