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继50万字的《周易辨原》后，又推出了近40万字的学术著作《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以下简称《情解西厢》）。
元明之际，曲家贾仲明为王实甫补撰悼词，誉其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对于这一元杂剧中的“夺魁”之作，学术史上研究亦多：明才子金圣叹批、删 “西厢”；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黄天骥先生的老师、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校注“西厢”；而黄天骥教授自己，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亦曾写过多篇《西厢记》研究的论文。那么，这本《西厢记创作论》的学术专著，又是从何处辟径而入，于21世纪重读文学经典，有何创新之处？对于今天学界及读者，有何启示？
本报记者约采了黄天骥教授，听他从“人道”着手，将莺莺、张生，乃至学问、文学娓娓道来。
学人个性：学术性论著可以有文学色彩
广州日报：“苍山如海，直道如坻，三晋雄风，奔来眼底。公路的两旁，树影婆娑，柳荫中有人摆摊叫卖，摊上堆放着鹅黄的杏子，晶莹可爱；槐树下，间或有红男绿女，携手同行，情态亲昵……”很难想象，这是《情解西厢》的开篇，更像文化散文，又像是戏剧，舞台上时空人物色彩都有，写法上跟一般的学术论著完全不同。
黄天骥：这是楔子，文学的意味的确比较浓，是我们当时去晋南永济普救寺考察途中的描写。《情解西厢》当然是学术著作，但学术著作决不要干巴巴的，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一位前苏联的作家说过，文学研究应该像一把解剖刀，条分缕析地将生活和对象剖析出来。
我上学的时候就不接受这个观点。文学、艺术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对象，研究的时候，怎么能像医生、法医对尸体那样，一刀刀地割下来？如是这样，读者理解起来就毫无趣味了，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本身就应该是文学作品，似乎学术界一直忽略这一点。
广州日报：我们都知道您在学问之外擅长诗文，您也说过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会点创作，可以对古人的文学创作有“同情”之理解。
黄天骥：人文学者应该会点创作，这是我跟学生们常常说起的。有了对古人文学创作的同情理解，才可以在考证和文献积累之外有独到的眼光，具通识、善裁断，最终从筋节窍髓中探得作品的七情生动之微。在这本书中，我是将写散文和写论文，抒情性和理论性结合起来了。其实一直以来，即使写考证性的论文，我都是按这个思路来做的，只是目前更加自觉。
依我看，抒情和论理，原本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就像阴阳的对立统一。可以说，《情解西厢》写在《周易辨原》之后，以《易经》所揭示的对立统一的东方智慧，去看世间万物，莫不如此。
其实，岭南先哲梁启超就说过：写理论文章应“笔锋常带感情”。据此，岭南学人也可以有自身学派特色和学术个性。
研究视角：《西廂记》中的人与情
广州日报：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西厢记》的论著已出了很多，为什么您又重读并且重新研究经典？
黄天骥：一位外国专家说：《西厢记》属世界伟大经典之列，每隔一代人就应有新的研究。我同意这观点，因为随着时间和认识的发展，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会更加深入。例如，近代以来，学者们对《西厢记》的反封建精神都是肯定的，但对它写出在封建社会后期，人们对人性的醒觉追求、人道的关怀、情欲的追求，就很少注意，甚至不敢去想。今天，重读经典作品《西厢记》，便发现过去讳言人情、人性、人道的失误。由此，也有必要重新观察、探索我国文艺史、思想史发展的轨迹。
广州日报：在《情解西厢》中，您有一个观点，说“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全剧关窍。这是莺莺主动追求爱情的表现吗？
黄天骥：自有《西厢记》以来，一个很简单，但却被历来的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王西厢》）将莺莺的年龄写成了19岁，而元稹的《会真记》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董西厢》）中莺莺却是十六七岁的少女。在封建社会，19岁的莺莺就是一个“大龄剩女”了。王实甫的故意改动，使得莺莺对情与欲的追求成为合理、合情。王实甫写莺莺在佛殿上，看见张生，“临去秋波那一转”的细节，成为了全剧的关窍。莺莺的“回顾”，是“有女怀春”的情态，是对张生的一见钟情，是对爱情的主动追求，由此，才引发了张生的狂思乱想，“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便是铁石人也意惹心牵。”这一个回头，在封建社会的礼教下是绝不允许的，而在《王西厢》中，莺莺对张生，不仅只有这一次“回觑”，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看了三次。正是基于这一“觑”的基础，才有了后面的花前月下，张生救美，有情人终成眷属。
广州日报：可不可以说《情解西厢》要解决的学术命题，是怎么看人？怎么看人性？
黄天骥：这正是《西厢记》的启示和意义所在，说它“天下夺魁”，不仅因为它完整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的精彩、文采之美（《西厢记》因词句之美，被誉为“花间美人”），之前的所有戏曲作品无一能及，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示出的人性觉醒，这是《西厢记》在文学史一个非常杰出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划时代的标志。人作为自然人，具有其本能和权利，但人一出生，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和社会两面的人。这是一种二元对立，人生来就有作为自然人的权利和作为社会人的责任。封建社会，强调伦理道德，压抑和否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不对的，所以最后才会分崩离析；而现在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现象，则将个人主义强调到极点，也是不对的。理解《西厢记》对人性觉醒的描写，能使我们正确地对待人、理解人。
研究角度：以舞台的眼光解读戏剧文本
广州日报：听黄老师讲《西厢记》，真是有常读常新之感。
黄天骥：仅就作品产生的年代，学界就有不同观点，徐朔方先生认为它出自元初，陈中凡先生认为是元末人，二者相差了九十年左右。我倒是觉得，王实甫是元初的人，《西厢记》基本上是他写的，但整个元代，不断经人加工、改动，甚至到明代还有改动。这是古代文献考证的意义所在，考证作品的年代，对文学史是有意义的，将作品抠死在某一个时期，都是有局限性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西厢》对人性觉醒的描写，代表了封建后期的思想。研究大作家，要不断研究新的问题，才有创新价值，也是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要有新的发现，只能细读原文。在《西厢记》里，从张生、莺莺、老夫人、红娘，了解过去的人怎么对待爱情，实在是咀嚼不完的精彩。例如张生见了莺莺，一句“我死也”，立时一个情痴便活脱脱出现在眼前。这是作者经过千锤百炼，才有如此之妙。读者也只有仔细咀嚼，才能领悟其中之妙。当下的网络文学，虽可浏览，但文化快餐不太可能有此传神之笔！
广州日报：您说过，现在年纪大了，给学生讲课，讲诗词还可以，讲戏曲则会忍不住“手舞足蹈”，便觉累了。戚世隽老师是您的学生，她给您写的序言中说您研究戏剧文本的方法，不同于学术界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吗？
黄天骥：说起来，我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董每戡，一位是王季思。董每戡本身就是一名导演，是赵丹的老师，与田汉同辈。他经常跟我们说，读戏曲作品，要有舞台的眼光，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要看到演员和导演的意图。我留校任教后董先生让我到剧团参加一些实践。我在话剧团、戏剧团看别人如何拍戏，导演讨论的时候也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慢慢地，看戏我就有舞台感了。所以我看《桃花扇》、《长生殿》、《琵琶记》，是在看文学作品，但更是像“看”到舞台演出一般。看戏剧文本，心中是戏，人物便是动的，这是我读戏剧作品别于读诗词、小说的地方。而王季思老师则是研究文本方面的权威，他严谨的考证、校注方法，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一般中文系的老师重视文本，戏剧学院的老师重视舞台，而我的两位老师恰好一位重视文本，一位重视舞台，我受到很大的益处。此外还有詹安泰老师，他卓越的诗词造诣，对我理解曲文也有很大的启示。做学问，要将不同学科融会贯通，结合起来考虑问题，才天地自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