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品有《冷暖集》、《深浅集》、《俯仰集》、《方圆集》、《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中大往事》、《诗词创作发凡》、《黄天骥自选集》、《周易辨原》、《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以及十多种古代戏曲、诗词的校释书籍。
今年78岁的黄天骥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至今未退休，每天到中大中文系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目前正在花大气力编纂《全明戏曲》，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全部整理出来，起码有五十册之巨，共计五千万字。
虽工作繁忙，黄天骥仍笔耕不缀，继去年出版了《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今年又出版了《岭南感旧》。这两本书，文风和主题都迥然不同，后者是他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结集。
这一系列文章，由黄天骥幼时记事打头，到“文革”结束为止（19 3 5 - 19 7 6 ），截取记录了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他的亲身经历。其中既有他儿时淳朴的岭南民风，也有时代大潮中的历历往事。从书中能清晰见到，伴随历史发展，一个人是怎样慢慢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在历史的狂潮中保持点点微弱的尊严。
“回过头来看，我们这辈人，能熬到这些年头真是不容易。”那是一个情绪异常丰富的年代，“那时候很同情老师，害怕啊，紧张啊，哭啊，人斗我，我斗人，然后是挨饿，到‘文革’整个就乱七八糟了。”
黄天骥采用带点黑色幽默的笔调记叙这段历史，他称其为“旁观者心态”：“也因为时间隔得久了，很多东西已经沉淀下来了，反而能更冷静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对于黄天骥而言，他想做的是完整保存这段记忆，而不是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
但记叙记忆和使用记忆间的关系永远是吊诡的，未能亲历的后来者，往往选择性地使用记忆。“我们做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在断章取义。”黄天骥说，“文革”的时候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让人不要忘记过去中国是多么落后，等到“文革”一结束，干脆连“文革”都给忘记了。“这不是追究谁的责任的问题，而是这段历史必须被牢牢记住，不然我们的前途就很难说了。”
让更多人理性地了解国家走过的路
南都：《岭南感旧》是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结集，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写这个主题？
黄天骥：实在非常偶然。2010年秋天，我一位在《羊城晚报》工作的学生出了一本很好的书，他跑来给我送书。那天晚上大家聊到很晚，他顺势就向我约稿，我也就答应了下来。当时我看快要中秋了，于是就写了第一篇《八月十五叙中秋》。后来就转给南都的编辑，他很感兴趣，便要我继续写下去。我想反正那几天要埋头于《全明戏曲》的项目，非常枯燥也很烦，索性抽点时间、换个脑筋写点散文也很好，相当于让自己得到了休息，这才写了下来。平时也没有时间，只能利用边边角角的时间来写，主要还是周末的时间。
南都：但这些文章给人感觉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是成体系的。
黄天骥：这些东西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我虽然主要在做学术研究，但也关心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既有轰轰烈烈的时候，也有过跌跌撞撞、甚至头破血流。这些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这几十年，希望把我的真实感受记录下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后，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1949年后，我在学校里，一方面看到社会蓬勃发展，但也对“左”的做法实在是想不通。我希望通过抓住一些关键点，说出我自己的思考。当然我也希望能让年轻一辈多了解些我们这代人的真实情况。
南都：现在很少年轻人主动了解这段历史。
黄天骥：很少。在我和同事的接触中，包括在教学中跟学生们的交谈，我发现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真是知道得太少了。以博士生为例，现在一个博士生一般是二十五、六岁，基本都是80后，他没经历过这些事，也没有人告诉他，他怎么会了解呢？
广州亚运会的时候，有件事让我触动很大。当时有学生说中国金牌拿得太多了，比赛都没意思了。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中国人受欺负、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巴不得有多少金牌就都拿过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国家、民族是怎么走过来，他再去看一些事情，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态。
我的确是想把自己几十年经历过的、看到的事情，国家是如何发展、走了怎样曲折的道路写出来。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既然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经验教训，应该让多些人了解，才能让大家理性地对待国家今后的发展。我们古代文学里常说“回顾历史是为了现在”，我也是这个目的，我希望更多人能更冷静地、理性地去了解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再不要走弯路。
“轰轰烈烈、跌跌撞撞”的历史
南都：你是带着怎样的情绪来记叙这些故事的？
黄天骥：我自认为我对这段历史没有很偏激的情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成绩是不能抹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是对的，但既有轰轰烈烈又有跌跌撞撞。这种遭遇在我们这辈人都经历过，真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我这些文章，毕竟因为是散文，再加上我自己的脾气，很多地方都是用搞笑、调侃的语气在写。有些读者看了，也会觉得很好笑。对我而言，其实写这个书总感受是沉重的。回忆的时候，内心是真不痛快。比如说，有一篇写到挨饿，当时我在粤东参加整风运动，因为肚子饿，在街上吃别人的剩饭，结果长了一肚子的蛔虫，回广州后，一条筷子粗的蛔虫竟然自己跑了出来，当时的同学看到，都笑着说“黄老师肚子里跑出大虫来了”。我在写的时候真是不觉得好笑。那种挨饿的痛苦真是永生难忘。饿到什么程度？当时在粤东地区，每顿饭两百多颗米加三块很小的红薯，煮一碗稀粥，一粒粒米都能数出来。有时候在田间就希望自己能够摔断了腿，这样就可以回广州了，饿到了这种程度。肚子饿怎么办呢，就吃米糠饼，用芭蕉心磨粉，掺一点米，做成一块饼，那种东西完全不像话，虽然顶饿，但全都堵在胃肠里面，非常危险。再加上上世纪5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这些就发生在我身边，都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虽然苦难很多，但当时也真是有吐气扬眉的感觉。解放以后的举国体制，上头一说，大家就纷纷去做，管它是对是错，比如大家勒紧裤腰带造原子弹、造汽车、做飞机，这在1949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很多年青人，特别偏激，他们哪里知道过去的路是那么曲折。
南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对历史的理解可能是选择性的。
黄天骥：对。很多我们那一辈发生的事，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们这辈人会这么听话？因为当时确实觉得吐气扬眉。国家能够打败美国人，那种爱国情绪是非常高涨的，这种时候就容易觉得毛泽东都是对的。但是后来就明白了，“左”的路线破坏太大了。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全部否定那30年，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祸根在什么地方。我努力想做得客观一些，但真做起来其实也很难说。“轰轰烈烈、跌跌撞撞”是我对我写的那段历史的评价，这就是“旧”：“感”呢，就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南都：虽然时代背景是紧张压抑的，但你的文章里总是透出一些浪漫，比如说其中一篇《梅边吹笛》。这是不是跟你中文系背景有关？
黄天骥：我写的都是我身边非常细碎的事。好多人看了问我为什么都能记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其中几乎是没有虚构的，95%以上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写的不是小说，可以算得上是口述历史。当然，它也是有所取舍的，不能事无大小都乱装进去，必须要有一定的典型性。
《梅边吹笛》这篇文章，回过头来再翻翻，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这四个字确实很浪漫。这件事也确实发生过，当时我还是个初中生，我后来给我一些同学看这篇文章，他们也都还记得这件事。不过我还是对它进行了一些文学加工，“梅”是有的，但我吹的不是“笛”，而是“口琴”。事实都是事实，只是“笛子”是“口琴”。我再用“吹笛子”把整件事组织起来，做些文学加工。毕竟我是中文系的，理解怎么写文章给人印象最深。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南都：你在文章里也花了大量笔力在谈当年中山大学的一批老教授。
黄天骥：我当年就因为同情我的老师董每戡，差一点被打倒。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在学问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三位老师：王起、董每戡、詹安泰。我小的时候喜欢诗词，不喜欢戏剧。王起老师是研究校勘，董老师是研究戏剧的，詹老师是研究宋词。结果董先生觉得我学戏剧更好，所以我就跟着他。
我当时最敬佩的老师是容庚，他很正直，对学生、对国家满腔热情，但还是被批得一塌糊涂。不过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他很多话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反动的———当然现在看是很正确的，但学校并没有把他划成“右派”，仅仅是批判他、斗他。据我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曾立过一个大功，是他成功说服钱穆不再骂共产党的。容庚先生就是直来直去，他觉得不对就会说。林彪出事以后，工作组召集大家一起讨论学习，我当时也在场，一开始他也不说话，后来别人就问他怎么看，他说如果我有枪我也学林彪，他就这么敢说；当时红小兵问他，什么是压在你头上的三座大山，“‘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这是压在我头上的三座大山，”他敢这样说。但他去世以后，什么都捐给国家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只要自己觉得不通的，他都会讲，至于讲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他根本就不在乎。
南都：这些老师应该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吧？
黄天骥：这些老师的为人，我是学不到的，但他们是榜样，让我知道什么叫做好，知道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像容先生那样的家国情怀，总是会影响我们这一代。明明是不关乎他个人的事情，他都仗义执言，这个就是榜样。中文系很多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对我都有影响，让我学会更乐观，虽然内心很痛苦，也能熬下去。
我经常说，中大还能出先生么？要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陈寅恪提出来的，影响很大，但真正践行的人其实很少。容先生就是用行动体现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
他们这辈人，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们，但这些品质，起码在我看来，学是不容易学到的，毕竟我们处的历史条件、环境、教育都不一样，当时甚至还觉得他们都是错的。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才知道他们才是对的。
南都：最近几年，像《岭南感旧》这样的个人史越来越多，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
黄天骥：这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国过去除了二十四史，很多细微真实的东西我们都是通过一些稗官野史知道的。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那几年的事，毕竟它是一个剧烈转折期，这并不可怕，以后也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这种东西。比较难的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未必去写，写的人未必有我们这个年纪。
不过跟《巨流河》不同，我写的多半是小故事，是大事件里面的一个小不点，是大时代里的那么一滴水。现在通过我这个浪花，去观察大浪是怎么淘沙的，历史是怎么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
而且我写的东西多少还带着点旁观的角度，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事。当然，我也有我局限，我主要是生活在高校，虽然与社会有所接触，但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学术性比较强的地方，从大学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观察社会，会有自己的眼界和局限。我也明白我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