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钦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2005年中央电视台四集电视专题片《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史学顾问，现正整理梁嘉彬文集。
研究梁经国家族，原本应该找黄启臣教授。他与梁家后人梁承邺一起编著《梁经国天保行史迹》，又是梁方仲的学生。但黄教授半年在广州，半年在加拿大照顾孙子，刚好碰上他不在。后辗转找到章文钦教授，因为他也参与了该书的撰写，还曾到台湾见过梁方仲的弟弟梁嘉彬，现在还在整理梁嘉彬文集。
谈到梁家，章文钦对这个家族的两个方面赞不绝口，“一是教育世家，从很下层的私塾，小商人奋斗到大商人，发了财就开了左垣家塾，之后几代人，到现在第七代，文化教育都非常好，这是一个线索”，另一点则是这个家族的爱国情怀。
爱国精神一脉相承
这与梁家祖先一脉相承。以前讲行商，常说这些买办如何勾结外国人。但看回梁家历代人，或偶有迂腐成为保守派人士，但无论是梁纶枢在鸦片战争给朝廷的奏折讲如何维护清政府，到梁肇煌协助左宗棠抗法，再到梁庆桂参与公车上书，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延续。
到了近代，梁氏以办教育、搞学术为主，开始远离政治，但学术的独立与爱国并不矛盾。梁广照在香港教书时，伪满洲国拉拢他，他没去，还是在教书。上世纪30年代，梁方仲被“中央研究院”派去日本考察，梁嘉彬则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听说中日开战后，一起坐船回来，共赴国难。
研究诸岛问题，梁嘉彬早半个世纪
一谈到梁嘉彬，章文钦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他现在负责整理梁家第六代、在台湾任教30余年的教授梁嘉彬的文集，共三百多万字，他说最大的感受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热忱。
七七事变后梁嘉彬要回国时，他的老师是天皇的义讲，非常赏识梁嘉彬，不断劝他留下。老师越劝，梁嘉彬就越急，后来和哥哥背着老师偷偷坐船回来了。当时博士还没读完，但到1971年，日本东京大学还按旧制补授梁嘉彬文学博士学位。
现下最热门、章文钦笑称亿万人关注的问题——诸岛的归属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梁嘉彬就已经提出。在章文钦现在整理的文集中，第二卷主题是南海交通与澳门，“澳门也好，香港也好，梁嘉彬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澳门，法理上是可以收回来的，还有南海诸岛问题。”第三卷主题是东海交通和台湾，包括琉球诸岛和钓鱼岛问题。
最开始梁嘉彬是在日本留学时发现这个问题的，当时日本准备侵略中国，梁嘉彬目睹一些日本历史学者歪曲历史事实，将不少中国领土诬说是日本的，其中包括把台湾标记成日本的琉球。
于是他从1947年开始潜心研究琉球问题，并于同年6月30日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发表了题为《隋代琉求国确非台湾考》的论文。之后直到1972年，不断搜集历史资料和深入研究，共发表了关于琉球问题的论文31篇，并写成专著《朝鲜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先史丛考》（未出版），以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隋书》琉球为台湾说的虚构过程”，证实当时的琉球实为今日日本的琉球群岛，绝对不是台湾，并附带从中日两国关于琉球的文献中论证了钓鱼岛亦是中国的领土。
这些梁嘉彬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当时他还自办报刊，在一份叫《海岛》的刊物上多次谈及这些问题。
“文革”时，梁方仲坚持“陈寅恪不能批判”
看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人，对于梁方仲不会陌生，书中提到，“梁方仲最值得称道的一笔，是他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陈寅恪不能批判’”。
上世纪50年代，中大历史系有四大名教授：陈寅恪、刘节、梁方仲、岑仲勉。梁方仲是梁经国以来第六代后人，以193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一条鞭法》闻名，开创了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王朝制度，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新路径，马上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次年便被翻译成日文，50年代又被翻译成英文，在哈佛大学印行，1970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刊，又将该文列为该丛刊第一号重印出版。围绕明代一条鞭法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是学术界公认的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炳棣称其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奠基人。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讲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吴晗，最相熟的朋友就是梁方仲，每每论史说文，甚敬佩梁氏的学识渊博。众所周知，曾深为胡适赞赏的吴晗，是知名的明史学者。因为这段关系，也因为“只专不红”，在1958年4月，不到50岁的梁方仲再次名扬广东学界，短短两个月里，创下多项中山大学历年政治运动的纪录，最多的时候，两个月被贴大字报超过两千张，大小座谈会二百五十多次。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曾这样解释自己说过的“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这句话的含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出版至今不下读者千千万万，但出版不到二十年，便要重新改版。《资本论》第一卷读者不及前者多，但出版九十年，虽然也有数次修订，但基本原则颠扑不破。”
虽然自身难保，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仍然坚持学术的价值，在外界狂热批判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及史学方法，因为对一套《资治通鉴》滚瓜烂熟甚至被说成是“用考据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宣扬史料的广博和考证的精深是历史科学的最高境界”时，他和刘节公开为陈寅恪鸣冤，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陈寅恪不能批判”，到了“文革”期间，他甚至变成投石问路的工具，“批陈需先批到梁”。
章文钦后来联系上在台湾的梁嘉彬时，梁嘉彬的第一封信就问哥哥是不是被红卫兵害死的。这固然有些夸张，但总的来说，晚年梁方仲过得很苦闷，一辈子做学术不搞政治，却最终摊上了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