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著名学者。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学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 8 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 0 0 8年至2012年8月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学期开学，陈平原不再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他主动请辞，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做研究。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陈平原说，未来十几年内，起更大影响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学术力量，陈平原答道：“这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我所要挑战的。”
行政不是陈平原的兴趣所在；而且，作为教授的陈平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有诸多批评。三个月前，他还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一起，在《深圳特区报》组织的论坛上，剖析国民教育和高校改革等问题。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陈平原对于“大学”的观察和思考，自撰写博士论文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15年，在文学史、学术史等专业著述外，他先后出版了《北大旧事》(编)、《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等专题文集，纵谈中国大学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评析当下中国大学的诸多改革实践。此次由北大出版社推出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同样是围绕着大学的主题，用“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话题来划分篇章，讨论的都是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其中大学部分，以老北大、清华国学院、西南联大为主体，追溯中国大学“逝去的传统”。书中北大文科研究所和清华国学院的对比，尤其耐人寻味———后者尊崇名家，这使得清华国学院迅速崛起，“四大导师”至今令人回想；而前者更强调制度建设，由此标志了中国研究生制度逐渐走上了正轨。陈平原认为，二者各有利弊。另外，陈平原指出：“所有学术突破、思想革新、文化创造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才有可能持续发展。所谓制度化，教育是一个关键。”
而陈平原所面临的现实语境是，当下中国大学，即便如北大这样的名校，也只能拾遗补缺，很难有制度上的创新，或根本性的突破。因为，各种牵制实在太多了。“一方面是校长及院系领导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是公众对于中国大学过高的期待。像北大这样，动辄得咎，当领导的必定倾向于守成，不敢做任何大的改动。更何况，在中国，大学的问题，不是大学说了算。”陈平原对南都记者说。
目前中国拼命发展研究生教育，属于“超前消费”
南都：你这一辞职，立马让人想到清华国学院时候的吴宓。
陈平原：没必要这么类比。在大学里，行政总得有人做，但不是每个教授都适合做行政。吴宓筹办清华国学院有功，尤其是“尊师重教”，只当主任，不做导师，至今让人怀想。可一年多后，吴宓就辞职不干，到外文系当教授去了。我相信，吴宓是好教授，但不是优秀的学术行政人才，你看他那么浪漫，那么容易冲动，如何协调众多不同的利益主体？其实，以前在大学做行政，比现在要容易得多。当下中国大学，制度没有真正完善，规模却越来越大，利益越来越多。当领导的，如既想立身正，又想出绩效，是很难的。
南都：书中讲到清华国学院和西南联大等中国教育历史中特殊的例子，如今都是被反复传颂的一个传奇，谈论它们对当下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陈平原：今天谈西南联大，都说当初的教学水平如何高，日后学生如何有出息，尤其在专业上。这么叙述，不是很准确。因为，理工科方面的毕业生，好多出国念研究院，日后再回来，才是大家知道的新中国科技及教育事业的栋梁。换句话说，西南联大很强，但主要强在它的本科教学。抗战时期，国家处在危难中，大学条件非常艰苦。因此，西南联大毕业的研究生，人数很有限，差不多只有北大中文系现在一年招收研究生的数量。在我看来，因经费限制而没能多招研究生，导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全力以赴地经营本科教学，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南都：坚守本科教育这一点对我们有何启示？
陈平原：好几年前，我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提及：美国的好大学，不仅是哈佛、耶鲁、哥大、斯坦福等，还包括那些以人文社会为主的college(学院)，都是了不起的好学校。它们不招研究生，不是没这个能力，而是全心全意经营好本科。
今天中国，没有一个大学心甘情愿坚守本科教育———除非没能力，办不了研究生院。其实，为了争取办研究生院，或者争博士点，挪用本该用在本科教学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等，是得不偿失的。可这是大学评估体系决定的，没招多少研究生，算什么好大学？结果呢，研究生院没办好，本科教学又被耽搁了，两头不讨好。我再三提醒，校长们必须记得，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关键。对大学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教书育人，而后才是学术研究。特别好的研究型大学，可以强调教学和研究并重；但一般的大学应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这个思路必须明确。目前中国拼命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我看来属于“超前消费”。
大学扩招，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可以说是政治问题
南都：看报道，现在的北大教授好像也跟本科生交流不多，是吧？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每年招收国内的本科生80到90人，硕士生、博士生合起来则是140人，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今天中国所有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即以研究院为主。目前的状态是，努力将大学与研究院的选修课剥离开来，要求教授们多为本科生开设合适的选修课。当然，我承认你说的，跟其他中国大学一样，北大教授们对本科教学的投入明显不足。
南都：西南联大、老北大的故事被反复提及，不可避免地让人与现在对比。
陈平原：今天的北大有很多得意之处，过去的北大也并非总是春光明媚，但为何文人学者落笔时，很容易变成拿“老北大”打“新北大”？这里有合理的成分，即今天的北大，确实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乃至成为舆论攻击的靶子。可正如我在《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中说的，这不完全是北大的错。北大乃“作为‘箭垛’的大学”，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也就得承受国人对于中国大学的不满与愤怒。无论哪所大学，都有不如意的事，你知道钱锺书为何离开昆明，以及清华国学院为什么要关闭，对大学的复杂性才有真正的体会。雅事与轶闻，并不是“大学史”的全部。可是我们为什么津津乐道“老北大的故事”，就因为其中寄托了某种今天已经失落的精神。今天谈这些“精神”，是一种现实关怀，希望借助其照亮历史，也影响当下。
南都：高校扩招明显的矛盾出现在学生数量和就业需求上，但是教师队伍没跟上发展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吗？
陈平原：原有的大学，基本上是精英教育，今天变成大众教育了。中国在迅速崛起，需要很多人才，为尽快达成目标，必定增加大学并扩大招生规模。可另一方面，各级领导也喜欢把这作为一项政绩来考虑。短短15年间，中国大学突飞猛进，于是出现了校舍、规模、质量、就业等形形色色问题；当然，师资不足，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原来招100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招1000，那100人肯定在里面，他们不会考不上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关爱和学术水准必定下降，就业资源也必定分摊出去了。
还有更重要的，我们不能保证原先那100个人将来会站在最前面。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整个教育方式及社会风气改变了，说不定“劣币驱逐良币”。对于政府来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学扩招，不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或商业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问题。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问题。我的老家在广东，这里经济状态比较好，尚且有不少人念了大学找不到工作，很痛苦。我想西北、西南等经济落后地区，这个问题更严重。没有人打包票，说念了大学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但如果很多大学毕业生没有“充分就业”，这迅速扩张的大学教育，难道不值得认真反省？办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不能不考虑受教育者的权益。
当今中国，是一个高学历社会，只看“面子”不看“里子”
南都：就业跟教育质量直接挂钩，其实是一个复杂而难解的问题。
陈平原：北大教育学院的教授接受政府委托，做过研究生教育调查，说是学术水平没下降，反而有明显提升。我长期在大学教书，也在国内外各大学走动，对专家的这一结论持怀疑态度。
历史在前进，但都是走三步退两步。能不断地往前挪就不错了。要学会自我调整，不能为了面子，明知有差错，还死扛着。其实，从去年起，教育部的口径已经变了，说是进入调整阶段。大家都知道，无休止的扩招，那是“不可持续”的。香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同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还没有内地高。香港那么富裕，可不少香港人接受的不是本科教育，而是“专上教育”，类似于内地的大专文凭。
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高等职业教育。很多人大学乃至研究院毕业以后，所从事的工作，并不需要那么多专业知识。在德国上职业学校，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出路也不差，而且不会受到歧视。可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非要念大学不可。中国也在努力发展职业教育，但存在很大困难。首先家长就不太认可，其次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上完大学，可以读硕士生、博士生，一直往前走。但中专或大专毕业后，没有再往前发展的空间，可以说是一条“断头路”。
当今中国，是一个高学历社会，制定的各种规则，是只看“面子”不看“里子”。从提拔领导开始，都是过于强调高学历，而不太注重实际能力和个人兴趣。这就导致所有的人都去念博士，这实在是浪费。我不止一次在演讲中称赞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因为只有他报的学历是中专。我们都知道，官员在职期间弄个博士，是很容易的事。张平愿意承认自己是中专学历，说明他有自信。其实，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学历高低不是一个很重要。你到国外去看，念博士的，主要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而中国的博士，很多在政府机构就职，完全放弃了专业，这纯粹是资源浪费。相对来说，就业面最广的是本科；只要念完本科，一般性的工作都能胜任。拿到了博士学位，更适合于做范围很小的专业研究，选择的几率不大。因此，我经常劝退来报考我的研究生，如果不是非做学问不可，赶紧就业，没必要念什么文学博士。
南都：对于更多普通的本科学校学生来讲，既面临着高校扩招带来的问题，也没有你书中的历史传统可以追寻，学生这种感觉更糟一点？
陈平原：是的，会有这个问题。今天的大学生，必须既追怀曾有过的学术传统，也直面现状，包括校园生态以及教授水平，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我记得是莫言在北大演讲，说他老爸对他说的，北大那个地方，土地很肥沃，插一根筷子都能发芽。不一定北大，凡中国好的大学，都是插一根筷子就能发芽的。但也有些大学不是这样，现状很不理想，传统尚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茫然。但只要有若干好老师进来，这状态会逐渐改变的，自然而然地，会形成自己的“气场”，只是需要时间。
好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即使好中学也都有自己的故事、风格、传统。对这些独特的气质，你必须有意识地呵护、拓展。那样的话，中国教育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