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山大学是大名鼎鼎，人所皆知。但如果问起邹鲁是谁，或者知道他的人不多。其实作为国民党元老人物的邹鲁与中大关系密不可分。邹鲁（1885年—1954年）原名澄，字海滨，号澄庐主人，广东大埔人。1902年起，邹鲁就读韩山书院、广东法政学堂。后加入同盟会，参与多次反清起义。1923年，邹鲁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次年筹办广东大学（即中大前身）并担任首任校长。
1935年中山大学石牌新校南门
1932年2月1日邹鲁就任中大校长
壹） 首任广东大学校长
1924年，大元帅孙中山在广州创建两间学校，有人说它们是“一文一武”，所谓武是指黄埔军校，文即中大的前身广东大学。是年2月4日，孙中山下令将广东高师、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任命筹备委员35人，邹鲁为筹备主任。6月9日，孙中山任用邹鲁为首任校长。建校初期，新生竟无宿舍居住，邹鲁打报告给孙中山说，如果让学生在校外散居，一是旅舍价值高昂，二是社会习染恶劣，这些都对学生不利。但考虑到一时没有财力建筑宿舍，时间也来不及，是否可以让学生到学校后门对面的番禺学宫（即今日“农讲所旧址”）暂住。当时番禺学宫为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所部及湘军病院驻扎，邹鲁请求将其移驻郊外，腾出宽大堂屋为学生宿舍。6月21日，孙中山下令拨番禺学宫堂屋为国立广东大学宿舍。
6月27日，国立广东大学校长就职礼及原三校应届毕业生典礼在文明路大钟楼的广东高师礼堂举行，胡汉民、陈树人、许崇清、程潜、张继等数十位官员及两千多位原三校的学生参加，邹鲁行完就职礼对毕业生说：“勿忘母校，时以所得之学问或良好之方针贡献于母校。至其为社会服务者，则望勿抛弃其所学，须以在校所得之学问改良国家，改良社会。”邹鲁在广东大学筹建初期，一直强调该校要“宣传党义、养成党才”，乃至办成“党之大学”。事实上，早期广东大学一直是国民党高层活动的重要场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东高师礼堂召开。以后这里召开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农民党员联欢会等。
广东大学从6月开始招生，除在本省招生外，还委托国立北京大学、同立武昌师范大学等校代办招生事宜，本来打算录取372人，但邹鲁认为广东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所以力求严格，以善将来，最后只招了270多人。9月19日开学后，学生出入喜穿木屐，校园内木屐盈耳，终日不绝，既扰秩序，尤碍观瞻。无奈之下，邹鲁签署布告：自10月10日起一律禁止著屐！11月11日，广东大学补行成立典礼，当日大学各科在大礼堂、中学在至公堂、师范在风雨操场、小学在中华路4个地方同时举行仪式。上午9点半，2500多位师生在大操场举行升旗礼，之后进入大礼堂，10点成立典礼开始，校长邹鲁担任主席，胡汉民代表即将北上的孙中山致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此训词后来成了中大的校训。邹鲁在他撰写的《国立广东大学成立特刊弁言》中认为学校今后两个最大的任务是：研究及介绍高深之学术文化、养成有适应改造中国主义之人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重，邹鲁与宋庆龄、汪精卫等国民党核心人士侍立床侧守护直至其离世。正当全国仍沉浸于对孙中山逝世的哀悼，3月23日，有一名黄行的国民党员写信给中央党部及汪精卫、邹鲁等人，提出《改广大为中山大学之提议》，此文刊于1925年3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同日的报纸还有一篇安剑平的《论改组上海大学为国立中山大学案》，当年人们争先恐后以“中山”命名学校之事可见一斑。邹鲁也数度致函国民政府请求批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并希望在当年校庆之日（11月11日）“为改国立中山大学之期”。此后一段时间尽管邹鲁仍然主持校务，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筹备举行“西山会议”及孙中山葬事，直至11月30日他被免去广东大学校长一职为止。
邹鲁一家摄于1953年圣诞。前排：邹鲁、夫人赵淑嘉，孙邹英；后排右起：子邹广、媳戚继蔺、子邹梅、女邹方
▲1926年国立中山大学正门
贰） 再任中山大学校长
1926年8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32年1月19日，在胡汉民力荐下，国民政府任命邹鲁为中大校长。同月24日，邹鲁从香港来到广州，住在东皋大道5号，据其家人回忆，那是邹家最旺的时候，“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是二十世纪30年代初，父亲当中山大学校长的时候，他也是最喜欢这个职务的。”
2月1日，中大举行校长就职典礼，上午11点校钟长鸣，2000名学生和刚刚在省府礼堂向西南执政部委员报告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情形后匆匆赶来的邹鲁及一批官员进入大礼堂。在典礼上，邹鲁举右手宣誓，从前任校长许崇清手上接过大印，他说：“总理（指孙中山）创办这间大学的时候，正当军事倥偬、环境困难的中华民国十二年，那里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内除广州外皆是敌人，总理不避艰苦，就在这个时机来创办这大学，他的立意是很远大的。……现在，暴日肆虐，国难当前。在这个抗日当中，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完全没有上课，专做那口头上的工作，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试观现代的战争，完全是科学的斗争，如果自己的知识阶级不努力于科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的救国目的也是渺渺前途，没有成功之希望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应当加紧工作、加倍努力！”
以后抗日烽火弥漫全国，不少学生因忙于救国运动而经常缺课，邹鲁坚持要求学生救国不能放弃读书，不然“救国运动，将成为害国运动”。邹鲁历来以严格出名，如学生曾发起“择师运动”，对不满意的教授表示拒绝。邹鲁认为这是一种“嚣张的风气”，必须坚决制止。一次有学生在小北宝汉茶楼聚餐时打麻雀，中大体育主任在场却若无其事。邹鲁一见大怒，返校立即处置此事，该体育主任被记大过一次、扣一个月薪水。
1936年在德国接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时摄
1936年于德国奥林匹克运动会
叁） 建设石牌“大学城”
今天人们大都知道广州小谷围有个“大学城”，民国年间广州的五山、石牌也有一个“大学城”，创办者正是邹鲁。邹鲁从再任校长后立即开始筹建中大石牌校区，他以“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来设计新校规模，全部预算为2000万元，为期6年。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只好通过学生募捐，并将劝捐小册及捐款收据分送给全体学生，利用寒假分头劝捐。若能募得300元的学生可免其学杂费一年，捐得600元者，免缴其学杂费两年。以后几年每逢放假，中大都会鼓励学生为建筑石牌新校舍劝捐，由邹鲁签发的布告说：“诸生关怀母校，任重在肩，宜集腋以成裘，亦驾轻而就熟，作始虽简，收效至宏，各其勉旃，有厚望焉。”
石牌新校舍的建筑工程大抵从1933年3月启动，最先起的是农学院的农学馆（今华南农业大学3号楼）。是年11月11日是中大九周年校庆，中大为正在兴建的农学馆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接着兴建的是理学院的化学教室、工学院的电气工程教室、机械工程教室、土木工程教室各1座，男生宿舍6座，女生宿舍1座，膳堂2座。
1934年11月11日，中大举行建校十周年及新校落成典礼，是日还有农、理、工学院开幕，农、工、法学院迁新校，文、法学院奠基，第四届全校运动会开幕等，喜事连连，好不热闹。那年，邹鲁不仅主持典礼，还撰写了一篇《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和50首诗，表达自己对中大建校一期工程完工的兴奋心情，其诗云：“黉舍纵横入望中，十周刚届庆竣工。从来缔造非容易，令我低徊国父功。”以后几年邹鲁常常主持建筑奠基及学院迁入新校等，忙得不亦乐乎。
邹鲁当年主持兴建的这些大楼以及整个中大新校区，即现时的华南农业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位置，不少建筑至今仍在，由于广州人早已享受现代化建设成果，对它们或会无动于衷。但在七十多年前,人们来到中大石牌校区是眼前一亮，样样新鲜，认为这里是人间天堂。亲身感受者是中大学生，他们是这样比喻文明路与石牌的校区的：“若说石牌在天上，文明路就是地下了。石牌时代的洞天福地，是中山大学划时代的阶段。那皇宫式的建筑，那沥青的大马路，太阳把屋顶鳞瓦反射得闪闪有光，巨大的圆柱，意大利式批荡，皮鞋在士敏土（水泥地）上敲得格格的响。那绿油油的草茵切得像地毯一样，普遍地平铺着。一丛丛的细竹、芭蕉树、仙人掌，散布在转弯拐角的小径上；一座座的洋房，星罗棋布。宿舍有电灯、电话和抽水小马桶，坐着大汽车，学生进城有‘巴士’（bus）。教室宿舍大礼堂的地板永远照出人来。到处都是士敏土，香花垂柳，静水幽山。总之，这儿是现代化了，科学化了。大学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这才是大学啊！文明路算什么样子？……石牌变成美丽的桃源，教职员宿舍附近有一条笔直的马路，二行油加利树，在晚昏日斜的时候，放出一阵阵或然的香气，会令你心旷神怡。弯月形的五座学生宿舍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广场有无数石条长凳，许多小组辩论和人约黄昏都在这儿产生出来。横在女生宿舍前面的洞庭湖，更是垂钓、泛舟、游泳的所在。”
正是在邹鲁等人努力下,中山大学迅速完成了一所现代大学的创建任务。1936年6月，邹鲁出席德国海德堡大学550周年纪念会，获名誉法学博士。这本来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获奖当日邹鲁即旧恙剧发，于是取消了原计划在欧洲的旅行。也是从这时开始，邹鲁身体日渐欠佳，做起事情往往力不从心，加上以后广州被日机轰炸、中大校址一迁再迁，令邹鲁心力交瘁，乃至不克回校主持，期间邹鲁多次向教育部呈辞，未邀允请。延至1940年6月，邹鲁辞呈终获批准，他离开了中大。
据说邹鲁在任中大期间，曾培养毕业生近5000多人，学子散于世界各地，邹鲁有诗曰：“蓝缕筚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64年后，即2004年9月18日，为庆贺中大80周年校庆，邹氏后人邹永先、邹方女等将他们珍藏的邹鲁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大，其中有邹鲁书信、照片、印章及其手书《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和《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后记》拓片等。这些珍贵文物一直在中大图书馆的“邹鲁校长纪念室”里展出，这是对这位两度执掌中大、为中大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校长的最好纪念；而对于邹鲁及其后人来说，则是一次完满的落叶归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