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新闻网讯（通讯员周开国）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与他国繁密的经贸往来，国际分工的深度参与，使得我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我国金融市场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扮演好先行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过去二十年，尽管中国市场的体量在不断增长，金融影响力不断增强，但规模上的领先并非我们的最终追求。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股市的收益信息可以成为全球市场行情的风向标，让国际投资者更多听到中国市场发出的声音，了解中国市场发生的故事才是金融市场影响力更为重要的体现。
然而，金融市场影响力的提高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二者的血脉联系要求金融市场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不仅依赖于金融市场自身做大做强，还需要实体经济的强劲支撑。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价格信号实质上是对生产性冲击的反映，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关系为股票收益的信息渐进扩散提供通道，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同样如此。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丰富的贸易资源为我国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一国的贸易地位真的能够影响其股票市场的收益影响力吗？如果可以，我国的贸易地位与股票市场收益影响力是否相匹配？两者匹配的机制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我国提升金融市场全球影响力、打造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周开国教授、杨海生副教授与博士研究生邢子煜合作的论文“全球贸易网络与股票市场收益影响力”于2022年5月在经济学中文顶级期刊《经济学（季刊）》发表。文章针对以上问题，参照Chinco et al.（2019）的思路，利用Robust-t-LASSO检验了全球53个主要经济体的股票市场之间收益率的领先滞后关系，以此构造全球股票市场收益领先滞后网络，并使用双边贸易强度构建相应的全球贸易网络，分析对比了同一节点在不同网络上的中心度演化特征，主要发现：
（1）全球股票市场收益领先滞后网络的节点中心度反映了一国股票市场滞后收益对他国市场收益的预测能力，本文称其为“收益影响力”。
（2）一国的贸易地位与股票市场收益影响力协调匹配。一国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的贸易地位对其股票市场收益影响力的作用更大，全球范围内是服务品贸易，对中国而言是制造业。
（3）贸易地位与收益影响力的错配可由金融开放度、贸易开放度以及出口复杂度解释。抹平地位错配关键在于“对症下药”，中国的问题在于金融开放程度的欠缺。
（4）资产价格可预测性条件是联系贸易地位与股票市场收益影响力的纽带。贸易大国通过丰富的贸易资源提升了其股市向他国市场转移收益冲击的能力，进而增强对他国市场的收益预测能力。部分国家股市收益影响力不及贸易地位的现象可以解释为较低的金融开放水平加剧了信息摩擦，导致他国市场对本国收益反应不足。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1）我国在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提高金融市场全球影响力的进程中，要在做大做强金融市场的同时利用好我国作为全球贸易网络重要中心节点的优势。保持好目前多元开放的贸易格局，建设互利互信的双边合作关系，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格局大变革的冲击，缓和贸易格局变化对金融市场信息流动的影响。
（2）我国应当稳健有序推进以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为代表的金融开放进程，积极应对全球市场一体化，打通因全球市场分割而相对闭塞的信息通道，促进我国股票市场收益影响力与贸易地位的协调匹配。
（3）在防范输入型金融风险方面，利用好双边贸易的信息通道作用，分析把握我国当前贸易伙伴国的结构分布，关注主要贸易伙伴国在重要生产性领域的重大冲击，提前应对他国经济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论文链接：https://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JJXU20220300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