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1983年至1986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格勒校友演讲
尊敬的各位校领导、敬爱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又一次迎来一年一度的中山大学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我衷心感谢中山大学邀请我参加如此隆重的母校毕业典礼。因为我也是28年前中山大学毕业的老学生，我很珍惜“中山大学毕业”这几个字的荣誉。没有28年前我在中山大学三年多的学习生活和严格的科学训练，也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一切荣誉和自豪。尤其是今天，无论我走到哪里，头上总是顶着一个耀眼而又摘不掉的光环，这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我是一个藏族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周围聚集的许许多多好朋友，他们大多不一定知道什么是人类学，但每当得知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而且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和人类学博士，就肃然起敬，为我感到骄傲，甚至认为“我是整个民族的骄傲”。
多少年来我在这两顶光环下成长、壮大、变老。如果实话实说，我长期为此忐忑不安，因为我个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和能力，也没有值得炫耀的特殊贡献。要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进入了一个好的大学，这就是中山大学；我遇到了一个好的导师，这就是梁钊韬教授；我学了一个对我们少数民族很有用的专业，这就是人类学。
在过去28年里，每当我在国内外获得什么荣誉，得到什么奖励，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日日夜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系统学习，使我从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懵懵懂懂、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从中大毕业后第五年，即1991年1月，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把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证书颁发给我的时候，他接过我敬献的哈达，对我说：“你是藏族，是学人类学的”。是的，我是藏族，而且是一个出生于农奴家庭的藏族后代，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我最多是一个会念经的小喇嘛，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更不可能有什么第一个藏族博士的荣誉和光环。
是的，我是学人类学的，如果没有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的中大老师们的教导，没有全心全意指引我进入人类学学术殿堂的慈父般的导师梁钊韬教授，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研究员”“教授”“博导”等头衔和“研究藏族文化的开拓者”“中国藏学领军人物”等荣誉；也不可能作为“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表彰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当然更不可能在2005年4月30 日上午再次进入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以学术身份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以及“五一”劳动奖章。
正是在中山大学校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许多老师的悉心指导、严格训练下，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系统学习人类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还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新鲜知识。我的目光中从此不再是一个高原、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我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宏观大局看待我们自己民族的源流，在国内外发表了《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等100多篇汉、藏、英三种文字的学术论文和十多部学术论著，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
我知道，我是一个学者，我必须客观公正地论证研究课题；但我又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培育了多年的老党员，我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奋斗。这是否是矛盾的，但在我的身上必须是统一的。正是因为如此，我的很多著述和演讲中不由自主地倾注了我的拳拳爱国之心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意志。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藏族的幸运儿，我赶上了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比别人有更多机会应邀前往世界各国讲学、参会、交流。自1987年起，我先后应邀出访美、英、法、日、俄、奥、德、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等20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除了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讲课之外，1995年3月，我很荣幸作为中国非官方组织（NGO）的专家代表，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1997年应邀出席了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发展首脑会议；2000年3月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亚洲地区处理社会内聚与社会冲突”的高级学术研讨会等等。
那么，我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机会出国学术交流呢？第一，我在中大学习了一个很好的专业——人类学，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非常流行并重视的专业。第二，我在中大外语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外交流有了语言这个重要的工具，为此我特别感谢中山大学三年半的学习中对我外语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训练。第三，我研究的对象在国际上关注度很高，这就是“西藏问题”。1988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面对80多人的演讲题目就是“农奴制还是香格里拉？——真实的西藏”。我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不太流利的美式英语，完成了第一次艰难而又极为敏感的学术报告。会上热烈的掌声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从此我在国际学术界飞来飞去，逐渐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参加这些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既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又明显拉近了我们国内藏学家与国外藏学家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海外藏胞与祖国的距离。应该说，在涉藏对外交流方面开创了新的交流模式和更加有效的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了我们非官方的超脱、自由、无拘束、灵活主动的民间学术交流特色，以学术交流和合作为切入点，寓政治和宣传于学术之中，充分发挥了我作为一个藏族科研人员在对外宣传西藏和反分裂斗争中的特殊优势，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我应有的一点贡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表扬。但这一切如果没有在中山大学期间外语学习和人类学专业的学习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
今天，我很遗憾我的导师梁钊韬教授不能参加典礼，但他给我留下毕业题词我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期望我：“为发展我国人类学而勇攀高峰”。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和年龄，今生不一定能攀登高峰，但我依然在努力、依然在奋斗。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些大专院校兼任博士导师，为培养中国马克思藏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辛勤耕耘。尤其是2011年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为了不辜负梁钊韬导师的期望，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中国藏学和人类学接班人的教学工作中，为中国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发挥一点余热。我乐此不疲，至少我要对得起在中山大学荣获的两个“第一”的光环吧。
从今天起，在座的许许多多同学与28年前的我一样，即将离开母校，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此时此刻，我作为中大毕业的老学长说几句发自内心的话：人生要有理想和信念，学问要有深厚的功底，做人要有道德和情操，工作要有干劲和精神。有了这几条，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大毕业生。
谢谢大家！扎西德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