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名片
罗雄才（1903－1993），男，汉族，广东兴宁县人，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受父亲道德品格的影响，罗雄才从小立志报国，东渡日本留学11年，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罗雄才一直心系教育，引进国外先进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理念，先后参与创办多所广东高等学府并担任主要领导，是广东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培养了大批教育和科技人才，为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聪明才智。1952年罗雄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5至1993年间，担任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常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第三、四、五、六届副主委，第七、八届主委等。他先后被选为广东省第一、二、三、五、六届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及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93年11月2日，罗雄才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1岁。
罗雄才教授
核心提示：
罗雄才生于1903年，时值清朝政府极端腐败，中华民族陷于灾难深重的时期。罗雄才怀抱科学救国志向，负笈东瀛。他以优异成绩从日本最优秀的大学毕业，进入著名的理化研究所从事研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大肆挑衅中国时，他义无反顾地终止自己如日中天的学术研究，回到祖国，矢志不渝走科学强国道路。他亲自参与了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的设立和发展。抗战期间他为保存中大工学院以及抗战胜利后为国立中山大学复校工作均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初全国院系调整，罗雄才主持了一系列繁琐复杂的行政管理工作，是华南工学院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华南工学院的发展、创建华南化工学院和加强中山大学理科建设，建立多层次教育等方面建树良多。罗雄才是华南地区现代高等工程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祖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
立志报国 求学东瀛十一载
罗雄才的父亲罗望周是一名爱国志士。罗雄才两岁时，父亲不幸染病，临终前留下遗嘱，希望罗雄才能够继承遗志，长大后报效祖国。母亲深明大义，独自挑起抚养和教育罗雄才的重担。由于家境贫寒，罗雄才十岁进入正式小学。不幸的是，母亲在罗雄才11岁时染上重病离世。罗雄才谨记父母遗愿，发奋学习，16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兴宁县立中学毕业。
“五四运动”所提倡的争取自由民主和科学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青年时期的罗雄才。1920年秋，在堂叔罗健瞻的全力支持下，罗雄才负笈东瀛求学，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日语和其他课程。1922年，罗雄才考入日本高等学校中最著名的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预科班，并取得中国政府庚子赔款公费资助。一年后，他以预科班第一名成绩毕业，升入“一高”理科班。在“一高”的三年里，罗雄才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大学本科教育。192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日本最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化学科（即化学系），成为该科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师从有机化学权威松原行一、久保田勉之助、柴田雄次、水岛三一郎、片山正夫等许多日本一流大学教授，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化学专业知识和实验手段。
1929年，罗雄才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由于他的突出表现，校方特邀他坐到前排化学系主任旁边，大家称赞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人”。随后，罗雄才进入当时代表日本最高科技水平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从事研究。罗雄才是全所唯一的中国学者，他的研究主攻方向为化学反应催化剂，曾在日本和欧洲的著名化学杂志上发表过四篇论文。罗雄才非常留意科学新进展，他通过自制模型介绍了最新发表的多位催化理论，使大家深受启发，进而使所里的有关研究有所飞跃。
在日本11年的求学生涯，罗雄才凭借出色的学业成绩，对先进科技的灵敏嗅觉，精益求精的科研精神，以及对人谦逊诚恳、豁达大度的优秀品格，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广泛结交中日朋友，他考察过许多地方，较全面地了解日本的状况。罗雄才深切体会到，中国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工业，才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
1931年春，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一系列辱华事件令罗雄才义愤填膺，他决意离开日本回国效力。理研和帝大的老师都为他甚为惋惜，一再劝说他留在日本会更有成就。但罗雄才立志振兴中国和科学救国的决心从未改变，他谢绝了日本师友的挽留，毅然辞去在理化学研究所的工作。
临危受命 历经坎坷建中大
1932年2月，邹鲁复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决定在石牌建立新校区，并将学校定位“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鉴于工科关系国防及实业对当时中国前途影响甚大，中大决定设立工学院，并召集24人成立筹备委员会，年仅29岁的罗雄才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满怀对未来中大工学院的憧憬，罗雄才欣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从1933年工程施工开始，罗雄才除在广州文明路旧校区授课外，全力以赴投入建校工作中。他经常要步行几小时往返于市区和石牌，参与了全部工程中与工学院及部分附属机构和项目有关等方面的指导以及工程施工的监督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在原来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中大建起了作为石牌校区地标的、以湖滨路为中心的几栋极富特色的高质量教学楼和一批教工学生宿舍，新修公路五十多华里。1934年7月5日，中山大学工学院在文明路旧址成立，10月，工学院全部迁入石牌新校区。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中大被迫西迁。罗雄才教授随校经越南迁云南澄江，后返迁粤北坪石。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罗雄才联合兴宁各界共同争取在兴宁设立工业学校。1942年夏，广东省政府批准在兴宁设立“广东省立兴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工校），委派罗雄才为校长。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东部唯一新创立的大专以上的学校，建校费用高达220万元，其中大部分费用都是罗雄才号召下筹得的各界捐款。在此期间，罗雄才一直兼任中山大学教授，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坪石—兴宁之间。抗战后期，日寇再次进犯粤北，在中山大学师生颠沛流离撤往东江地区的紧急关头，罗雄才将中大师生迅速在兴梅地区安顿下来。1945年3月上旬，广东省府与中大校方商定在兴、梅等县设校复课，并任命罗雄才为中大工学院院长。
日本投降后，中山大学成立复员委员会。罗雄才任复员委员会工程组主任，率领中大工学院师生员工从兴宁返回广州石牌。看到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美丽校园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罗雄才心痛之极。
1948年夏，鉴于罗雄才出色的行政能力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精神，中大希望聘他出任学校总务长。出于对中大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罗雄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接受了重担，为战后校园的修复、重建以及其他校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初期，有些人对罗雄才在广州解放前夕当过总务长旨在保护中山大学的努力没有正确解读，在调整中山大学领导层时各方意见不一致。从1950年至1951年，罗雄才没有在临时校务委员会担任行政职务，他期盼能够像其他教授一样，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
1951年8月，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代表广东省文教委员会“三顾茅庐”，力请罗雄才出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全面负责学院的行政及教师管理工作，并为即将进行的院系调整做筹备工作。为顾全大局，罗雄才决定不计个人得失，受聘为中山大学工学院副院长。
1962年9月，罗雄才调任中山大学以加强该校理科建设。1963年5月20日，罗雄才接到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国务院任命书，任命他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到校后，他从实验室建设、学术交流、科学讨论会、科研成果展等方面加强理科建设，并亲自主持建立了包括光学、生物学、高分子科学等四个高级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水平当时在国内均属领先地位。
1963-1966年，罗雄才在中大主持了两次科研成果展览会，吸引了多名校外来宾参观，科研展成为随后的全国高校科研展览会的预演。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山大学的理科建设得到教育部的充分肯定，1966年中山大学的科研经费获得大幅增加，这是文革前中大理科发展最顺利的时期。
1966年下半年，“文革”爆发，罗雄才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身心伤痛，始终保持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忠诚。1971年底，罗雄才正式恢复所有的职位和待遇。
创办华工 院系调整注心血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罗雄才受命担任新的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筹备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征求各方意见后，罗雄才提议将学院定名为“华南工学院”并得到上级批准。他是华南工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并亲自主持拟定了《广州地区筹设工学院基本草案》。这个草案详细论述了筹建华南工学院的具体内容和步骤，成为后来筹建华南工学院的指导性文件。11月17日，罗雄才在工学院体育馆华南工学院成立大会上作了筹备工作报告，后来该日被定为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立纪念日（即“校庆日”）。
华南工学院成立前后的院系调整工作相当艰巨和复杂，大批教师、学生及仪器、设备、图书等需调入或调出。调入的八十多名教授、大批教职工和二千多名学生来自十多个学校。罗雄才主持了大量繁琐复杂的工作，顺利完成了涉及广东、湖南、广西、湖北、江西等省的院系调整，确立了华南工学院的基本架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开展了一系列奠基性工作。罗雄才以大局为重，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尊重来自各地的专家教授，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各项工作尽快走上正轨。1955年5月31日，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国务院任命书，任命罗雄才为华南工学院副院长。
早在华南工学院成立之初，罗雄才根据广东的战略地位和华南地区的资源特点，就在化工系设置了造纸、制糖、硅酸盐、食品、工业化学、橡皮、食盐电解等多个专业小组，形成了国内大学中化工实力较强的优势。为了满足广东化工行业日益发展的需要，1958年，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华南化工学院，罗雄才被任命为院长。面对时间紧迫、经费缺乏和校舍严重不足的现实，罗雄才和其他几位校领导成员克服重重困难，把学院如期创办起来。此外还增设了酸碱、化肥、燃料、有机合成、纤维素、微生物、塑料机械等实用专业，广东的化学工业教育进入新的局面。
1962年，化工部指定罗雄才为全国化工统编教材总主编，这是对华南化工学院在教材建设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短短几年内，华南化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化工和轻工业急用的技术人才。同年，根据当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部要求华南化工学院与华南工学院重新合并，校名仍为华南工学院。
1973年，罗雄才教授被任命为广东化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再次返回石牌。1978年，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合并，并恢复华南工学院校名，罗雄才被任命为华南工学院副院长。罗雄才率先提议并经国家教委批准后，组建了全国大学里第一个材料科学研究所——华南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为该校的材料与工程一级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才智育人 成绩斐然促交流
1931年9月，日本留学归来的罗雄才被国立中山大学聘为理学院副教授，他的到来大大加强了理学院化工教育的力量。同年10月，中山大学增设土木工程系与化学工程系，理学院改为理工学院。次年1月，罗雄才被聘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长达62年的教授生涯。
罗雄才曾讲授过理论化学、有机化学、有机分析、物理化学、高等有机化学等多门课程。除部分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外，他亲手编写从基础理论到专业知识的教材。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外文娴熟，写出的教材文字精湛凝练。他的讲课深入浅出，极具启发性。他不但在讲学中把最新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教给学生很多人生哲理。
此外，罗雄才还参与翻译了日文版的《最新化学工业大全》及其增订版。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在中国化学术语的标准化方面以及对中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和奠基性的贡献。早在1932年，罗雄才就积极参加广东化学会的活动，他是中山大学化学会创始人之一。1961—1981年间，他一直担任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的常务理事。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82年，他还兼任广东省化学会理事长，并长期担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
罗雄才在中山大学大力组织和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他曾邀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到校讲学，还邀请高分子学家钱人元教授等多名国内著名学者来校交流。
中大的对外学术交流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日高分子学术交流开始的，堪称“科学史上的一段乒乓外交”，开启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全面学术交流的大门。这场外交的发起人是日本著名化学家，高分子教育的奠基人、京都大学教授樱田一郎。
1963年10月，樱田一郎一行到访中山大学。1965年，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神原周、大阪大学教授井本稔也相继分别率领两个访华团访问中大。罗雄才优异的留日背景以及他精湛的日文给这三个日本访华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促进中日高分子科学学术交流起了很大作用。1965年，罗雄才发起创建中日高分子化学双边学术讨论，定期轮流在中国和日本举行会议。
1972年9月，中日正式建交，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日渐增多。时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小谷正雄是罗雄才在“一高”读书时的好友，他亲率代表团到广州讲学。小谷正雄一到广州，马上通过广东外事办找到罗雄才。时隔半个世纪，两人在广州重逢，回到日本后，小谷正雄经常邮寄国际科技最新发展的书籍杂志给罗雄才，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终生友谊。
罗雄才还是广东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为民盟广东省委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参政议政，充分利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及多年担任高校领导，有丰富经验的优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出谋划策。
1984年后，罗雄才教授主动让贤，不再担任大学行政领导职务。1991年底，中大化工系校友为纪念化工系成立60周年，在原化工系教学楼前建立玉雕，请罗雄才教授亲笔题词“孕育”。这座玉雕既意喻几十年来学校老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千千万万的科技人才，也表达了校友们对母校、对师长的怀念和铭感之情。
1993年11月2日，罗雄才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教育事业，享年91岁。
（感谢罗雄才的家人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和华南理工大学档案馆提供文献支持）
他是华南地区工程教育的开拓者
核心提示：
罗雄才是我国知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日本11年，归国后先后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华南化工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副校长等，任职教授长达62年。罗雄才在学科建设方面高瞻远瞩、目光敏锐。在他的带领下，华南工学院开拓了众多工程教育的空白领域，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更为华工和中大等高校化工专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今年是罗雄才教授诞辰110周年，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计亮年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博士生导师刘焕彬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原院长、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导师贾德民教授。
办学经历 他是广东工程教育的开拓者
南方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罗雄才教授毅然辞去自己在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工作，回国投身教育事业，如何评价他回国后的经历？
刘焕彬：在华南工学院办学初期，一些比较具体的学科调整、专业设立等事情都是由罗雄才教授负责的。他在具体的工程教育方面是主要的设计操作者。现在看来，当时罗院长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即按照广东的工业发展的现状来设置专业，注重开设与民生相关的一些专业，如食品、硅酸盐、造纸、化工、橡胶等，这些都是广东在当时的工业发展过程中急需人才的专业。这些专业对现在华工也还有着很大影响，一些专业在国内高校中仍然名列前茅。罗雄才教授在筹备和具体设计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罗教授应该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工程教育的开拓者。抗战中期，他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在兴宁创办广东省立兴宁高等工业学校。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后方生产之振兴甚为重要。罗教授创办这个学校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为工业提供急用人才。中山大学工学院在抗战后期，因坪石沦陷迁到兴宁工校复课，为中大工学院保存了一批优秀教师，并为战后国家建设提供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中大复迁广州，他继续担任中山大学工学院院长。
这段历史说明，罗教授对广东工程教育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大学里面，在面向地市培养人才方面，他也起了主导作用。在当时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培养人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贾德民：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华南工学院成立，罗明燏任华南工学院院长，罗雄才教授担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当时罗明燏教授专注于科研和设计工作，所以学校很多实际的行政工作都是由罗雄才副院长做的。1958—1962年，华南工学院分为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化工学院，罗雄才教授任华南化工学院院长。
1962年，罗雄才教授调任中山大学副校长，70年代初他重返广东化工学院（现华南工学院）任副院长。1978年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再次合并为华南工学院，罗雄才教授担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1977年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样算来，一直到他1993年底去世的60多年时间里，罗雄才教授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大和华工，为两校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治学方法 他做学问要求“学之在之”
南方日报：罗教授作为您曾经的研究生导师，在平时的接触中，您认为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您有何影响？
贾德民：1958年我考上当时刚成立的华南化工学院，成为有机化工系的一名本科生，罗教授担任华南化工学院院长。在上学期间，我就感受到他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等环节。
在我的本科学习期间，教基础课的大多是从国外回来的名教授。就我个人来说，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得益于这些教授传授给我的基础知识。
1962年我考上研究生后，罗雄才教授作为我的导师，曾与我单独谈过几次话。这些教诲使我获益匪浅，终身难忘，如今时隔50多年，有些话我还记忆犹新。
罗教授鼓励我树立为国家、为民族努力学习的远大理想。他跟我讲述自己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开始时被日本学生瞧不起，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后来居上，使日本教授、同学刮目相看，以此激励我这个刚考上研究生、科研战线上的新人，树立为祖国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雄心壮志。
此外，罗教授提倡在学习上专心致志、刻苦钻研，他讲了四个字叫“学之在之”。他举了两个例子，讲了古人研究棋术的故事，说有个人为了钻研棋术，在家里甚至蚊帐里都挂满了棋谱，时时刻刻思考，废寝忘食，最后终于棋艺精通，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告诉我们学习什么都要倾注全部精力才能达到精通。他说，研究学问必须学会从森林到树木。导师带你来到一片森林，让你了解这片森林的概貌，然后指导你深入了解和研究某个树种，发现其规律。
最后，他还要求我们必须掌握熟练的实验技能。我记得他当时讲，他在日本刚上大学时不会烧制玻璃仪器，后来经过苦练，吹出来的玻璃仪器比日本学生的还好。他说，他在日本做实验时，所有实验装置的管路及接头都是自己烧制出来的，从来不用胶管接头。如今虽然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是罗院长说的这几个方面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一个有水平的教授就是应该对学生的终身都有深远的影响。
学人贡献 他是广东化学会的奠基人
南方日报：罗雄才教授是广东化学会的理事长，那么在广东化学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主要作了哪些贡献？
计亮年：可以说，罗雄才教授是广东化学会的真正奠基者，是我们广东省化学会的领头人。文化大革命后，广东省化学会从1976年开始筹备复办，至1978年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及其后逐渐步入正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其实上个世纪30年代，罗教授就已负责广东省化学会，为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化学会复办奠定了基础。所以无论从学风、为人还是对广东省化学会的关心、指导，以及今天大家能够和谐团结、广东省化学会能够十多次被评为先进学会，在全国300个学会中排名第24，被评为“学会之星”，这些都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南方日报：当时华南工学院的发展中，设立了一批与化工有关的特色专业，其中罗雄才教授功不可没，为什么要设立这些化工专业？
贾德民：在华南工学院学科建设方面，罗教授功不可没。例如橡胶专业，是根据国家甚至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需要以及广东在橡胶种植及橡胶制品生产方面的基础而设立的。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没有哪个地方适合种橡胶的，前苏联老大哥就安排中国在广东地区种植橡胶。因为橡胶是战略性物资，在很多领域都用得到，因此我们需大力发展橡胶工业，并在华工建立了橡胶专业。后来再进一步扩大到橡胶塑料工程（合成橡胶），到80年代末期又扩大为高分子材料，橡胶、纤维、高分子材料、混合纤维、涂料等，统称高分子材料。这些专业的学生毕业出去以后马上就能够上手，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了罗院长的高瞻远瞩，华南工学院从建校初期开始，很快建立了一批特色优势专业，这也为学校1960年进入教育部重点高校行列以及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专业经过后来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2000年以后大都成为“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
罗院长不仅重视学科建设，也非常重视学术队伍的建设。华南工学院成立初期，专业学科带头人大多是从欧美、日本等国归来的著名教授，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学校又补充了一批从前苏联归国的学术骨干，还有不少骨干教师是罗院长直接培养起来的。
国外从60到70年代开始，在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基础上发展了一门新兴学科——“材料科学”，罗教授敏锐地感受到这一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华南工学院学科特点，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材料科学研究所，并上报教育部获得了批准。罗雄才教授兼任所长，王孟钟、张光、余仲奎三位教授任副所长。材料科学研究所的建立不仅开创和推动了我校材料科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对全国材料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学人风范 他是一名真正有学者风骨的人
南方日报：从平时您跟罗雄才教授的接触中，您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计亮年：我和罗雄才理事长的接触从1976年开始。当年“四人帮”被打倒后，广东省化学会恢复活动，我和他到上海去开中国化学会复会以后的第一次年会，在这次会上罗雄才代表广东当选中国化学会的常务理事。
1978年我44岁，担任广东省化学会秘书，理事长是罗雄才教授。那年他75岁，我经常骑单车到他华工的家里去汇报工作。我对罗雄才理事长的印象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中青年的学术成长非常关心。记得有一次，我和他去白云机场会见日本一位非常著名的化学会专家，在机场等待之时，罗教授对我说，“你要在中山大学立住脚就一定要出国深造”，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去美国进修了一段时间。我今天的成就，有他的一份功劳。我们平时碰到他，他都会督促我们除了工作以外，要在业务上进行提高。
罗教授无论从性格还是做人，各方面给我的感觉都是以爱心感人。他跟我们接触中经常会询问我们的情况，关心我们的困难，对我们学会的工作很认真，也很关心。从科普讲座到每一次年会，我们组织了十几次会议他都会参加。在他的影响下，广东化学会连续12次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学会。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但学问做得好，还能够团结大家，培养中青年教授，自己也以身作则，没有一点架子。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8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代表一群老教授提出来：“我们年纪都大了，我们的位置应该让出来。”他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以后对下面的学生也是以他为榜样来做的。
贾德民：记得我刚考上罗院长的研究生之后，第一次去他的办公室谈话，心里非常紧张，而罗院长非常平易近人，跟我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几十年后，罗院长的教导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并时时刻刻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从来没见罗教授发过脾气。他做事情很耐心、细致，记忆力特别好。不管对领导还是同事，他都从来不搞小圈子，也从不争名夺利。他当学院领导这么多年，没有为个人谋过私利，全副精力都放在如何把学校办得更好上面，他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把精力花在办学上，相对留给自己做科研的时间就少了，这对一个教授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罗教授晚年时期，我经常上他家里去拜访，看到他还在阅读一些专业期刊，了解专业的发展动向，有时还与我讨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那时我担任高分子系主任，他经常向我了解学科专业发展的情况，并且提出他的意见。记得那时我们系的实验室条件较差，国家也没多少经费拨下来，他当时就跟我商量能否找一些校友赞助，建立一个水平较高的实验室，使我很受感动。1995年以后，国家开始实施“211工程”建设计划，我们高分子材料学科进入了第一批重点学科建设行列，获得了较多经费，实验室条件大大改善。经过“985工程”建设后，我们的实验室目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罗雄才教授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刘焕彬：我跟罗院长是同乡，我在兴宁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们那里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所有知识界和教育界的人都知道他，都能讲出他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个科学家，他是我们的偶像、学习的榜样。我们的化学老师讲了很多他奋斗的故事来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经常给我们讲罗院长如何熟背元素周期表的故事。文革后，他回到学校我们就既是同事又是前辈的关系了，我也会经常去看看他。有时候是以学生的名义去看他，有时候是作为学校的领导去慰问他。他90岁生日的时候我代表学校到他家里去慰问他，他还工工整整地穿着西装，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把我们送了出来，可见他对我们都非常尊敬，是一个真正有学者风骨的人。
罗雄才轶事：后天下之乐而乐
上世纪50年代，是罗雄才工作最忙的时期。那时他每天早出晚归，往往晚饭还没吃完，就有人上门来找他谈论各种问题，晚上还要备课、看文件，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最经常找他谈工作的是年富力强的副总务长谢汉曾。罗雄才和他在华工建校初期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谢汉曾积劳成疾，在工作中因病突发倒下，去世时年仅40多岁。罗雄才闻讯感到万分悲痛，亲自主持善后工作。
华工建校初期经费短缺，在罗雄才和其他建设者的精心筹划下，工农学院附小、东区幼儿园、东西区教工学生宿舍、五山邮局、书店、百货公司、校内许多道路、东区游泳池等倾注他们心血的设施一一建立起来，为华工的教职工排除了后顾之忧。
偶有空闲，饭后罗雄才都会带着子女们一起散步。他对学院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漫步在校园里，不论走到那里，他都能如数家珍般说出那里的路名，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有什么典故等，儿女们听得津津有味，尽情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罗雄才平时虽然工作很忙，无暇顾及子女的日常生活学习，但他善于洞悉每个孩子的特性，总会不失时机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道德品格的培养。
罗雄才一生交游甚广，无论政府高官、著名学者还是普通员工，他都平等相待。他能随时记住上万人的名字，甚至数十年前偶尔一见的人也能立即叫出名字，使对方颇为惊讶，充分体现出他对别人的尊重。他对学校里许许多多教师和自己学生的经历都了如指掌。
50年代，石牌校区基本没有娱乐设施，为了让师生和家属周末放松一下，罗雄才主持购置了电影设备，并在体育馆加建了放映室，每个星期六都举行电影晚会。星期天还会把场地和设备借给毗邻的华南农学院放电影，也满足了兄弟院校对文化娱乐的需求。
每到星期六的傍晚，大家扶老携幼、兴高采烈从校园四面八方汇集到体育馆，欢声笑语不断，这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师生员工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无论多忙，罗雄才总会争取提前到场和大家相聚，实际上他自己鲜有机会看上一场电影，因为只要他在场，总会有人来向他反映情况或商议事情。电影一开场，他们就只能转移到外面的排球场继续谈话。
“每当我们读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总会想起父亲。”罗雄才的女儿回忆说，“父亲经常告诫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说话做事要处处替别人着想，这也正是他自己终生恪守的信条。”
